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义和团”成为盲目爱国、愚昧无知、激进疯狂的代名词。有些人嘲笑义和团迷信“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愚昧行为，指责义和团破坏所有西方事物、滥杀无辜的激进活动。所以“义和团”成为群嘲的对象。但义和团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哪些因素促使这场运动的爆发？
中国学者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长期研究。事件亲历者曾写下许多日记，作者大多为地主文人、传教士、外国人等，他们对义和团的态度多为批判与嘲讽。上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对仍健在的团民进行采访，留下丰富的口述材料。经过系统性的研究，得出一个客观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仍有盲目排外的局限性。
国外学者也对义和团运动有着浓厚兴趣，周锡瑞绝对是其中的翘楚，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作者的研究目标是探究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他指出：“义和团兴起过程中的山东历史表现了西方历史学家经常关注的一种历史现象,即历史潮流的相遇(conjuncture)。相遇这个概念是指遵循不同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的相遇。”因此山东西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以及20世纪前夕国际、国内和省内的政治形势都成为本书研究的内容。作者使用官方档案、题本奏折、文人笔记、口述材料，也有外国传教士与亲历者的日记电报等，整理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与变化。在材料分析外，作者也采用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去窥探义和团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与方法。最终证实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在自然环境与社会浪潮共同作用下诞生的大规模活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在天灾人祸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爆发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也总是和大刀会、白莲教等活动划等号，作者在研究中，将义和团与其他类似的组织与活动进行了对比区分，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分辨义和团的内核，以及它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鲁西地区，旱灾洪灾时有发生，人地矛盾由来已久，社会治安相对混乱，这些都为习武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埋下伏笔。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士绅阶层是影响当地的主要力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需要依赖习武组织。
习武组织的历史由来已久，梅花拳、大刀会、神拳等都有人参与，在口述材料中，亲历者把大刀会、义和拳、神拳混为一谈，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鲁西南地区的乡绅力量强大，所以大刀会主要的任务是维持治安、打击盗匪，而鲁西北则薄太多，神拳在这里生根发芽，逐渐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角。
大刀会和神拳都以习武强身健体、学医治病救人的内容，也有咒语符箓获得刀枪不入的神秘技能，但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降神附体”上。这事神拳的一项主要仪式之一，大刀会则不涉及。神拳成员通过焚香祭拜等方式，请神仙附身到自己身上，已获得与神等同的“超能力”。这些神灵主要来源于中国神话传说、小说戏曲等角色，《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主要来源，在小说《北洋夜行记》中就描写了一起“齐天大圣杀人事件”，经调查后才发现凶手曾是义和团某坛的大师兄，他降神附体的对象就是孙悟空，他模仿孙悟空的动作，使用金箍棒，画上脸谱。庙会与看戏时节是他们宣传的最佳时机，这些旧思想、旧神仙也被赋予激进的新潜力。
义和团的旗号是“扶清灭洋”，这是一个体现忠君爱国和打击外来势力的双重性质的口号。忠君爱国，是义和团的主要思想之一。它也引起能够得到一批守旧大臣的支持，也是后来被慈禧太后承认的依据。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或者其他宗教有联系，但作者在正文与附录中指出，白莲教“相信灾难降临,使用一定的法术,为灾难结束后建立新的王朝做准备。重要的是,义和团认识到这种秘密宗教同他们自己的仪式极为不同且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义和团和白莲教之间的鸿沟一直持续到最后。”所以二者间也没有关系。
“灭洋”可以看作是习武组织共同的斗争目标。动画片《渔童》讲述了一个西方传教士妄图侵占会吐珍珠的宝盆的故事，地方官员不敢得罪他，宝盆绘制的渔童显灵把贪婪的传教士扔进滔天巨浪中。然而现实中却没有神奇的渔童惩罚不法的传教士，地方官员倒是真的对他们束手无策。传教士自己肆意妄为，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一些不法分子加入教会、成为教民，就会得到传教士的庇护，这就大大激化了教民与其他村民的矛盾。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侵占胶州湾，列强紧随其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义和团也从“反洋教”上升到反对一切西方事物，这也成为它最大的局限性。
结合本书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认清义和团爆发的原因：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清朝政府的腐败，掀起的一场求生存、反侵略的斗争活动，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只能借助民间信仰与传统武术，去对抗外国宗教与先进技术。他们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值得铭记。它具有的盲目排外和滥杀无辜的局限性不应忽视。
有位伟人曾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评价：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义和团运动有局限性，但不应只关注它的局限性，将其置于一个绝对消极的评价之下。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勇敢精神，也消除了当时国家免于被瓜分的危险。义和团不应成为群嘲的标签，也不应被无休止地误解。
总体来说，本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很值得学习，史料的搜集与运用也是比较突出的优点，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义和团的真实面目，也可以了解到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对一场大规模活动的推动作用。但美中不足的是一些谬误的出现，希望再版可以改正。
第167页，第5行：“孔斐力”应为“孔飞力”，本书所有全部写为“孔斐力”，建议修改。
第167页，第14行：“丘县”应为“邱县”。
第167页，脚注3：《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64）》建议修改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本书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183页，插图1：“点不斋画报”应为“点石斋画报”。
第195页，第9行：“大明府”应为“大名府”。
第200页，脚注4：“大明府”应为“大名府”。
第214页，第4行：“倾吞”应为“侵吞”。
第275页，倒数第2行：“《封神榜》里的毛遂、孙膑、杨健等等”，《封神榜》中并无毛遂、孙膑，他们出现于《东周列国志》，“杨健”应为“杨戬”。
第286页，第2行：“朱、扬二人”应为“朱、杨二人”，指朱红灯与心诚和尚，心诚和尚俗姓杨。
第349页，图10-1：“荏平”应为“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