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中国的怪事，最奇怪的莫过于总理衙门吸收新成员的方式。据衙门大臣成林向我解释，其策略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
清廷之所以愿意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默许海关由洋人掌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洋人掌控下的新式海关能提供更多的税收。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物力汲取机制，只能长期依赖非制度化的强力压榨；也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人力汲取机制，做不到制度化的强行普遍征兵，只能长期依赖裹挟百姓、吸纳游民与收容降军。这种汲取模式，注定了天国的经济与军事皆无法持久。
除了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清廷在1865年还尝试引入国际法——该年初，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供他们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参考。这一举动，意味着清廷虽仍固守“华夷秩序”，但也已开始意识到条约与国际法在外交中的重要性。
比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插图]，他发现传教士输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遂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
及至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严复痛定思痛，终于撰文《救亡决论》，正面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
清廷之所以宁愿承受消息闭塞之害，也不肯派外交官出国，主要是因为“礼节一层，尤难置议”[插图]。多年来，同治皇帝与两宫太后一直回避接见欧洲国家派来的使节，原因是他们不肯行跪拜之礼，而大清又没有能力强行让他们下跪。如果大清派了外交官去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些外交官对欧洲君主行跪拜之礼，便是有辱大清体面；他们入乡随俗行握手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拒行跪拜之礼的理由。如此这般衡量得失后，对外派驻外交官一事，遂迟迟难有动静。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
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
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估计没人能猜出这两首诗是在描述白金汉宫的舞会。
耐人寻味的是，徐继畬留下的那本《瀛寰志略》，虽然国内反响以负面居多，引起的国际关注却相当正面。日本在1859年和1861年两次翻刻该书；如本文开篇所述，该书还直接促成了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1867年决定赠给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它们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刘锡鸿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见识过铁路的好处。但他是一个善于将“个人真实看法”与“公开言论表达”完全区分开来的政治生物。他可以在私下里认同郭嵩焘对欧洲国家政体的赞誉，也会在公开奏折里将郭批得一文不值。他可以依据亲身体验在私下里认同铁路的便利，也会在公开奏折里摇身一变为激烈的反铁路者。
清廷在1873年也做出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终于放弃了跪拜礼，允许各国驻华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有见识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基础稳固者无见识，这是晚清改革最深的痼疾。
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民人数达1.6亿至2亿左右，[插图]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1877—1878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人间惨剧，史称“丁戊奇荒”。
光绪年间，云南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
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入贡中国，禁止受中国册封，禁止奉中国为正朔，要求其奉行明治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并允许日本派兵驻屯。次年，琉球秘密遣人来华向清廷求援，无果。1879年3月，日本派军警部队强占琉球王宫，将琉球王室送往东京。琉球就此亡国，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1861年，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 illiam Lockhart)在北京城内创建了“北京施医院”。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
在美国，艾伦·阿瑟总统签署批准了著名的“1882年排华法案”，世界范围内的种族歧视进入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阶段。
“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
按王家俭的估算，甲午年之前，同治陵墓花费了五六百万两，光绪大婚用去六七百万两，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掉了2000余万两，慈禧六十大寿的耗银也超过了1000万两。仅这几项，即共计耗费了约4000万两白银以上。
6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派代表参加，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一份“东南互保”协议。南方督抚正式集体拒绝卷入清廷中枢的对外战争。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
梁反思中国旧史，总结出了一大堆病症：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英雄的舞台，舍英雄之外再无历史。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变成了一项为若干死人作纪念碑的无聊工作。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史书，如蜡人偶像毫无生气，史学非但不能开启民智，反成禁锢人头脑的工具……
总而言之，“庚子之变”带来了三个直接后果。一是庙堂内部，中枢再也不能对各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二是江湖之远，士绅们开始对清廷彻底失望，容闳、严复、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在上海张园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钱玄同在日本绝不肯被称作“清国人”[插图]，均是例证。三是革命党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感受也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