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说：一件事的荒谬，不能成为驳斥它存在的论据。相反，这恰恰是它存在的条件。
此时此刻，我正快速地在键盘上自然而然地输入中文。很难想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我国的文字竟然在千年后反而遭遇到了近乎同领域技术上的困境。不仅如此，这场技术突破战的专家们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纷纷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对汉字本身逻辑进行社会达尔文式责难与诟病，而非解决实际面对的客观问题——如何实现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这种绕远路的思维不仅仅植根在那些总觉得中国人神神秘秘的老外脑中，更有大批我们所熟悉，所推崇的文人墨客（实名挂一下他们，警惕可能日渐增长的对名人不加限制不加思考的崇拜吧~其中就有陈独秀， 鲁迅等），吃着这碗饭不想想怎么招揽更多食客，竟然还振臂高呼这碗饭有毒大家统统都别吃了…
那么在研发中文打印机时为何会遇到困境，遇到了怎样的困境呢？
这里或许可以先抛出近年来很高频的一个词汇“现代性”。我在去年阅读《另一种声音》时终于明白并记住了它的一种解释“现代性是个很奇怪的字眼，根本不是中文，它是个抽象的名词，是从英文、法文、德文转译过来的，它所指的是西方两百年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变迁，而这个变迁使得西方社会整个进入了一个“现代”的时代。by《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李欧梵”在这个理解下再去看中文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可以是任何事物与现代性的关系），思考的角度就有了可以说截然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我个人已经被内化的一些错误认知中，现代性竟然约等于先进的，当代的，科技发达的等，与落后的，原始的，未开化的等相反。错位的认知让我在中文与现代性的关系中感到费解，为什么中文一时无法在诸如打字机这类科技设备上应用，就将被贴上某种低等标签呢？而有了关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的解释后，前述问题就变成了当两种文明暂时没有办法以同一套技术逻辑来实现同一产出时，有多少人还记得一句老话“存在即合理”，来早早跳出行业内固有的技术思维壁垒去发明去创新。
从古至今，当人真的想做一件事时往往直接就去做了，不想做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就很有可能都花在了如何解释做不成决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上。在中文打字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时，我们也将看到许许多多专家义正辞严的盖棺定论，此时来看自是应了那句“态度决定一切”。
不过《中文打字机》的重心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作者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且同步推进，各个击破，利落彻底。第一，大环境在否定中文的种种表象下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在运作？第二，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之路途径了哪些“风景”？第三，对于异质的历史与文化是否存在正确的观看之道？
此前没有专门学习过语言学，符号学的读者将会在阅读时得以重新认识并学着以一种专业方式来解构我们如今大范围使用和学习的两种文字，汉字和英文。这两种语言来自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因此它们的使用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将成为中文打字机技术壁垒难以打破的一个基础原因。
对于两者之间底层逻辑的截然不同，作者在开篇就选择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来进行直观阐述，即2008年北京奥运会入场式的入场顺序。根据国际奥委会对各参赛国入场顺序的规则:奥运会各代表团的入场顺序可以按字母顺序也可以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在似乎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性”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另辟蹊径”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广泛讨论，中文所处的系世界与字母系世界的不同之处再次回到了大众关注的视野中来。而这种“回归”则恰恰在百年前困住了想要打入中文打字机市场的那些人。（补充一个和现代性一样可能需要提前知道的小知识:汉语拼音是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音标系统。）
由于中文的“异质性”，那些实干家们也想出了不少办法来解决中文技术语言的现代性问题，例如小斯当东与姜别利的“常用字”，包铁与李格昂的“拼合活字”，德劳图尔的“代码”等。这三种创意里我尤其喜欢包铁与李格昂的“拼合活字”，对于中文技术语言的拆解整合与中国传统书法美学的对比研究就十分值得一读。此外，在这个部分中也讨论了不同语境中相同词汇的不同旨意。因此，虽然说“拼合活字”的初心就已经为它设定了难以挑战的难题，但是包铁与李格昂的努力在一众方法中脱颖而出，也为他们赢得了“总体出色”的西方好评。
在处理中文技术语言的现代性过程中，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中文本身在不断地设置挑战难度。文化之外，不同的历史积累，乃至相同的历史冲突，都会在细微处以其显性或隐性的形态参与到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与普及中来。这种抵抗力量并非是单向的，因此无法以一刀切的方式来拍板定性。二者之间的空间，正如中文打字机难题之一的“间距”一般有了令人愉快和着迷的思考区域。在《中文打字机》中作者将在中文的技术语言处理与历史文化两者间纵情跳跃，中文打字机俨然成了一种绝佳的媒介物，承载起这百年间跌宕却坚定前行的一段历史诉说者的角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