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书最初的兴趣其实来自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另一大作《历史三调》，同是以义和团运动为叙事的主角，《历史三调》说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本书则用微观研究的方法，充分利用山东大学的口述历史材料以及这个领域的二手资料，仔细再三研究20世纪末鲁西北的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向读者讲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同时也很明确地驳斥了不少前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观点和看法。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西北部，一个贫穷的人口稠密的农业区。土地盐碱化程度较高，农业凋敝，靠天吃饭，一部分地区种植棉花，因此很多妇女都以纺纱织布来补贴家用和糊口。非常贫穷，经济极端萧条，以至于连一个地主阶层都供养不起；且易遭天灾人祸。天灾多指黄河泛滥，人祸则是出于此地区正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上，无论太平天国、捻军北上抑或政府军南下，都是必经之路。因此这个地区的农民一旦遇上天灾人祸，都会举家逃亡，人口流动性比一般的农村地区要大得多，村里的外来户比例偏高，所以村庄的凝聚力较其他地方要小。
鲁西北民风彪悍，《水浒传》里的梁山英雄好汉不仅出自山东也影响了很多人，据统计这里的武生员相较于山东其他地区要高。同时，举人比例却低得多，因为地主稀缺，导致士绅阶层也是凤毛麟角。在清朝，一个地区通常是官员通过当地的士绅来管理和教化下层百姓，当这一桥梁缺失或是起不到上通下达的作用，那么下层百姓就会缺少儒家文化的教化。由此，秘密宗教或异端活动在这个地区大行其道。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1774年王伦起义和1813年白莲教起义的情况，但是他认为秘密宗教和习武组织的普遍存在是鲁西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二者代表了普通农民的群众性组织的传统。虽然官方将之视为异端活动，比如喝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但是这些活动很好地通过了庙会表演、戏剧等方式融入了当地的民间文化之中，人民对这些活动非常熟悉。因此不能据此判定义和团运动的最大的2个特点：降神附体来自于白莲教或八卦教；刀枪不入则来自于大刀会。
一提起义和团，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不是是盲目排外呢？那么义和团为什么要排外呢？义和团作为初期的“神拳”，并不是一味排外的。山东地区是日俄战争的焦点所在，德国强占胶州湾，随之而来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派出的传教士。基督教吸引了不少人投奔，比如信仰白莲教的教徒，想要逃脱中国司法惩罚的犯罪分子、强盗无赖等，想要靠教会得到现实利益的人，传教士们背靠西方帝国的强盛，在中国颐指气使，尤其是天主教教会，干涉地区的行政司法，横行霸道，成了政府中的政府，民怨沸腾，以至各种大大小小的教案此起彼伏，个人矛盾，村庄和村庄之间的恩怨，国仇家恨叠加在一起，让拳民们恨不得剑指北方，直捣黄龙，捣毁传教士在北京的靠山。
此时的清政府，面对外强的凌辱和鲁西的洪水，急急调兵遣将御敌于国门，囊中羞涩无钱赈灾，也无兵（地区）治理地方秩序。一时间义和团如星星之火，顺着“官道”在华北平原迅速传播开来。清廷内部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义和团（不过我总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既然其他人都打不过列强，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呢？），一派反对义和团，不过他们都看到了民心（民众支持义和拳），认为如果剿杀义和团只能落得个叛乱的结果，于是只能进行安抚。
然而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由于拳民还是秉着一颗忠君的心，其目的是“扶清”，并不是另立领导出来分权；而且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是全民所有，并不只限制于几个特殊人物，所以从始至终义和团都缺乏协调领导。因此义和团运动就如天上划过的流星，对此后的中国影响深远，但是短命得很，也就两年就一哄而散了。
总之，义和团运动是白手起家，它借鉴了山东地区的民间文化因素，包括秘密宗教/戏文中的降神附体，武术中的刀枪不入等，但不是从前面的任何一个组织中演变而来，它脱胎于民间文化，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和传播，最后也回归到人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