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那极具张力的一幕里，伊戈尔向塔尼亚抛出了多个层面的质问：是否应该召回南斯拉夫时代的回忆；是否应当维持与其他流亡者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份；是否应当在课堂上建立起一种信任的秩序。对于前两者，伊戈尔保持着一种戏谑而矛盾的态度；而对于最后一条，他其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不需要你他妈的分数。也不需要你他妈的文学。我们需要一个讲道理的人来建立秩序。一开始，你似乎走在正道上。但是，你很快就投降了。你半途而废了。你的课程主题是一种将自己彻底毁灭的文化，而你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就在现在，焚书、将一个作家拆分到三个文学史里的事还在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南斯拉夫文学史。可你严格按照课程大纲讲。你没有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哪怕是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你也没有。你让自己彻底失去了信用。
起初，你似乎挺上道。你说我们都是病人，你也是病人。但是，你马上就害怕了，决定只顾自己。好像只有你的研究领域是要紧事，因为那是你拿了钱要教的东西。你还是以为只要自己是个听话的小姑娘，他们就会聘用你，然后你就出头了。…”
如他所言，塔尼亚作为教师，犯了两个言行不一的错误。首先，通过建立“思南博物馆”，她本已在学生间建立起了亲密、彼此信赖的秩序，与他们一起学着回到自身，却在一个匿名举报的压力下，亲手将这种秩序解体了。如伊戈尔所说，她本可以有多种选择，最终却选择了对班上的学生“发起了一场怒气冲冲的微型战争”。她没有抵抗住被无形的恶意操纵，没有躲过南斯拉夫战争中一再被重复的回路。她并未为需要她保护的“孩子们”挺身而出，而是独自逃到照本宣科的教学中去，实则是退却到知识分子的安全区域（签证、工资、住房）。其次，她在讲授南斯拉夫文学史时，选择回避了关键而惨烈的事实，这背离了她的学术原则：作为前南的流亡者，却建构了仿佛没有被战争一劈两断的伪南斯拉夫文学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塔尼亚的退缩与伊戈尔的暴力一样，都是战争的利爪留下的抓痕，没有人能从战争中全身而退。他们都变成了“终结者”，拥有“施瓦辛格那样的危险气息”。小说后半段的走向，是战争在流亡者生活中的一种显形；在此，你仿佛能听到灵魂受击打的钝重声响。
重读的时候，我发现与学生的联系于塔尼亚其实异常重要。像在第五节末尾，继城市漫游的叙述之后有这样一段话：“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不论我去哪里，学生们都会为我提供方向。他们是我内心世界的中心，我的大广场，主干道，我的颈静脉。我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如果，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系的学生们对她如此重要，那么轻而易举地放弃与他们建立的联结，意味着塔尼亚对于自身内心世界的背离，意味着失去漫游的主轴线。但是，作为惩罚，塔尼亚当然没有被切去颈静脉；而是以SM游戏的方式，由伊戈尔在手腕上划了三道丝线般的伤口。
从这里也可以推測出，伊戈尔拥有她内心的一个侧面。他揭示她所不予承认的，惩罚她所应得的。伊戈尔的存在，让她的声音有了回响，使她免于心脏破碎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后记里，他们能够相伴而眠的原因。尽管看起来不像，伊戈尔也是一个拯救者。不信，请看第一章的开头，当塔尼亚站在车站，几乎要把头往线路图的玻璃上撞时所感受到的：
“来吧，同志，”他会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用略带嘲讽的语调对我说，“你不会真的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