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也人联合建投书局邀请到地理学家周尚意、《我是谁？段义孚自传》的译者刘苏和《单读》主编吴琦，围绕《我是谁？》这本关于情感、思想与精神的独特自传，透过段义孚先生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世界的观察，感受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魅力，思考智性生活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
活动整理成三篇文章，在此一一分享给大家，希望带大家一起，走进段义孚的世界。
谢谢大家，也谢谢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及建投书局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在翻译这本书过程中的读后感。我准备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段义孚的地理学审美与永恒价值》。
因为我们都是做人文地理学的，那么人文地理学也经常会探讨在地理学家的思想里是否体现出对景观的审美，以及这样的审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具有非常强的审美性，这是公认的。但是关键在于他的审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那么下面我就这个问题来和大家作一个分享。
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审美源于他之前的很多地理学前辈的思想，也同时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地理学前辈，比如说像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亚历山大·洪堡，大家都很熟悉，以及像地质学家鲍威尔等等，都提倡要以明喻或暗喻的手法来呈现景观的特征，这个就给予了段义孚先生极大的启发。而与审美相关的人生经历，则体现为段义孚先生他多年作为“异乡人”的身份意识。关于地理学前辈对于他审美的启发和塑造，中山大学的张骁鸣老师有一篇文章叫《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梳理得很详细。而关于段义孚先生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他地理学审美意识的形成，《我是谁？》这本书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了。就像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布蒂默曾经说的，“地理学思想史必须被放在个人传记的、有人情味的语境下来理解”。所以体会段义孚先生的思想离不开对他的人生经历的解读。在这里我简单结合一下自己对《我是谁？》这本书的感悟，来谈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对他地理学审美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认为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审美源于他作为异乡人的身份意识。段义孚先生说：“我以异乡客的身份在美国居住了40年。”所以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异乡人”的身份意识其实意味着无根，无根也意味着意义的缺失和虚无。而众所周知的是，段义孚先生却是一个追求意义的人。当他在异乡，在遭遇无根的环境中，他对意义的追求体现为对爱的追求。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种我们普通人最常见的爱。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三种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各种喜悦和悲伤、希冀与失落。对这些爱的寻求，尤其是他对友爱的寻求与珍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段义孚先生克服了异乡人的无根、孤独与虚无。而这样的爱，特别是友爱，也被他自己泛化到对环境的审美当中，比如“恋地情结”。“恋地情结”的英文原文叫“topophilia”，它的后缀叫做“philia”，原因在于“philia ”这个古希腊的词根指向的就是友爱。相比于另外两种爱，它在段义孚先生的人生中体现得更为持久且牢固，我们在自传中也可以读出这一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经说过的，“爱使事物结合，恨使事物分离。”对人的爱和对环境的爱，为段义孚先生带来了归属感，帮助他克服了异乡人的无根性。同时他的这种爱也是通过审美来彰显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描述了对地理事物的审美，也表达出了对人的审美。比如说他把某些人比喻为下到凡间的天使。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段义孚先生对环境的爱的终极寄托与审美的对象是荒漠这样一种地理事物，原因在于荒漠指向了段义孚先生所思考的永恒价值。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审美其实源于在无根的体验和意识中对永恒的追求。如果说我们只在这本书当中读到前面三种爱：友爱、亲情以及爱情，而看不到第四种爱的话，那么段义孚先生的人生或许就不能被完整地理解。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曾经将人类的爱分为四种：抚爱/亲情（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爱情（eros），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叫作圣爱（agape）。圣爱就是对永恒价值和超越精神的追求。正是因为思考永恒与超越，所以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思想才显得格外浪漫。
我想就普通的人生经历而言，在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记述当中，蜿蜒曲折度比段义孚先生更高的还有很多自传，就像段义孚先生自己所说的：“我既非美名远扬，也非恶名广布，也从未体验过什么特殊的生活环境，以至于非要用传记或者自传来彰显于世人。”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又会不自觉地被段义孚先生的自传吸引呢？或许原因正是在于段义孚先生一生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能够回应我们作为现代人遭遇的孤独感与虚无感，能够引发我们深层次的思考与共鸣。换言之，一个尖锐的问题此刻也摆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在今天这个连恋爱和婚姻都躺平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时代里，当身边的亲情也无法令我们感到满足的时候，在这三种爱都稀缺的时代里，我们作为孤独的现代人，灵魂的归宿究竟在何方？段义孚先生是否通过这本书给予了我们答案呢？或者说给予了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向呢？
我记得项飙和吴琦老师曾经合作过一本书，叫《把自己作为方法》，那本书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而我相信段义孚先生也常常是非常谦卑地把他自己作为方法的一位学者。《我是谁？》其实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实践性的样本剖析给我们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在经历了爱情的不可得、亲情的逝去和友情的得失以后，他爱的最优先级已经不再是人世间的各种情了，而是无人的荒漠，以及荒漠背后的永恒价值。和其他三种爱不同，这样的爱（agape）在段义孚先生的文字里是看不到背叛和失落的，反而是牢固而且丰盈的。他帮助段义孚先生在晚年克服了生命当中的噩梦与虚无，超越了人生的遗憾与短暂，让他得以体会到自我的无限意义，并且能够流淌出对他人、对环境的审美与欣喜。他说他之所以喜爱荒漠，是因为荒漠让他体会到对生死的超越，也让他看见了独特且可爱的自我与他人。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之所以爱——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因为爱可以让人在爱的对象上看到我们自己。比如我们爱某人，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如同在爱人的瞳孔里看见自己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而当我们爱某种地理事物的时候，也可以从中看见我们自己。就像一句著名的歌词所吟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当我们去思考，去热爱永恒价值的时候，那么自我价值就可以更美好、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被认识，也被肯定。当然这样的永恒价值并不是那种不可把握的、不接地气的、高悬在头上的某种形而上学。因为在段义孚先生的生命里，它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可以用生命去实践的对象，也是可以寄托在荒漠中被审美的对象。
所以我认为，地理学的审美，在终极的层面上离不开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永恒的思考，另一个维度是对自我价值的看见。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段义孚先生为何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中间尺度的事物不再关注了，比如城市、乡村和社区，而把关注点放在了两端：一端是头上的宇宙，另一端是微小的人类个体。试想当我们去欣赏一座雄奇的山峰，一条蜿蜒的河流，欣赏黄昏时分天边的落日余晖时，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背后的永恒之美，也没有从中发现自我的价值，那么这可能就不是段义孚先生所传达给我们的地理学审美，而这样的审美也无法回应我们作为现代人或许每天每时每刻正在遭遇的孤独与无根，当然这也无法回应存在主义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存在还是虚无。你的生命究竟是存在的还是虚无的？活这一生究竟是有价值的，还是无意义的？到底是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最终回到了故乡，还是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在现代性风暴的裹挟下拒绝回家呢？我们都知道奥德修斯和尤利西斯其实是西方文学当中同一个人物相反的两面，一个代表归家，一个代表回家。而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现代人其实都是无家的尤利西斯，而很少是归家的奥德修斯。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段义孚先生以他的一生作为方法，或许能够让我们去思考自身生命中的重大问题。
在段义孚先生去世前两个月，他给我们发来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我是谁？ ”这个话题的新理解，这是他在2012年夏威夷大学的演讲，放到了这本书的附录里，如今看来是他的绝笔了。从这篇文章来看，里面透露出来的生命观或许与《我是谁？》的结尾有所不同。换言之，我发现他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结尾，也许并不完全符合他临终前的意愿，因为他的生命其实并没有像正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所写的那样，走向了吞噬生命的黑暗。他是用夜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来作比喻的，我想很多人都被这段文字感动了。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书后附录里的演讲稿，里面谈到了他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整个加起来，或许才是他一生“精神景观”的完整写照。
在此我还是想引用段义孚先生曾经在哈斯金斯讲座上面发表的一篇演讲，叫做“A life of learning”（致学一生）来结束我的发言。这篇演讲发表于1998年，内容差不多是对《我是谁？》的一个呼应。段义孚先生在这场讲座的结尾，我感觉像海明威一样，表达出直面死亡的勇气。他说：
当我走入暮年，我对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产生了怀疑，那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作为一名学者，肯定会审视人生。但是他（她）审视的或许是别人的人生，而不是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研究沙漠的地貌或拥挤的城市交通，而不去反思我自己是谁，以及我如何看待我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关注外部世界或许是逃避自我困境的一种方式。而我的工作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人和环境”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却关乎着我自己的个性。所以，我怀疑我自己是否写了一篇太过于冗长的自传。借着看不出什么思路的写作，审视于是变成了自我审视。而这样做是否值得呢？这样做会让人通向美好的人生吗？还是说，会像索尔·贝娄相信的那样，让一个人希望自己早点死去？于是，我就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我还是站在了苏格拉底的一边，即使是因为未经审视的人生和经过了审视的人生其实都一样容易陷入绝望；即使是因为绝望——偶尔出现的绝望——正是人性的体现，那么，我也宁愿睁开眼睛去直面它，甚至把它转变成我的一种视角，而不是盲目地屈服于它，仿佛它才是那个无情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