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本女性主义书籍是难的，但是比写作更难的是出版一本女性主义书籍，因为后者还面临着删节的压力和风险。
让我们就从一则相关的趣事说起：当埃米亚·斯里尼瓦桑这本《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美国出版时，《纽约时报》的书评作者发现该书美国版的副标题并没有被它早先的英国版收录。现如今，我们不得而知这些英国编辑们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种删节的举措无意中指出了一个多少令人有些困惑的事实：“21世纪的女性主义”这个副标题怎么了？要回答这个疑惑，我们恐怕得关注埃米亚这本书的正标题——性权利。因此，问题成了：性权利怎么就与女性主义有间隙了呢？为什么在性权利和女性主义之间会存在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张力？
我相信许多熟悉女性主义文献的读者也分享同样的疑惑。女性主义者不是最反感“性权利”之类的说法了吗？似乎可以认为，在一个父权制依旧占据主导的社会中，性权利和主张性权利的话语都太过容易沦为某种剥削机制的遮羞布。关于这点，埃米亚表述得非常直接。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们会坚持：我们能不能别再讨论是否存在性权利了？当然不存在。存在的是不被强奸的权利。别庸人自扰了。完毕。
这类女性主义者认为单纯对权利的考察显得琐碎而又无聊。一个人是否拥有某项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偶然性、特权和一些个人无法控制的特质。埃米亚多少认同这种观点。但她似乎更关心的是塑造这种女性主义观点背后的社会机制。
换言之，即使不存在性权利，但我们社会现实中那些最丑恶的东西——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异性恋规范——每时每刻在塑造着谁是我们欲望和爱恋的对象，谁又不是，谁对我们产生欲望与爱恋，谁又不会。换言之，一种“不存在的东西”无时无刻不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要严肃认真对待自己当下的处境，那么你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性权利——一个女性主义者们过往拷问过无数次的幽灵。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这个标题取自这本书中的第三篇文章《性权利》。这篇文章曾单独发表在《伦敦书评》上，其原标题为“任何人都有性权利吗？”。这个标题更直白地表达了埃米亚的立场和问题意识。
直截了当地说，她并不是在倡导性权利。一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同意，人们确实有权利和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而这也正是酷儿群体一直在追求着的东西。但埃米亚所讨论的这种性权利不是非自愿独身者们要的那种权利，即哪怕没人想和你有性关系，你也有权利发生性关系。显然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性权利。女性主义的公理之一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不和你不愿意的人发生性关系。
非自愿独身者的性权利诉求听来匪夷所思。但在现实中确有其事：2014年，埃利奥特·罗杰在实施了枪击案后自杀。在此之前，他宣称“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女性无法看到我的价值”，他要“惩罚所有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他的性权利”。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女人（和女性主义者）最终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107-110）。
这里存在着两种对性权利的表述。第一种性权利的表述类似一种“Yes Means Yes”的原则：如果二人你情我愿相互同意，那么就可以发生性关系。酷儿与其他性少数群体正是希望建立这一原则来使ta们的性权利得到保护；第二种性权利的表述似乎更类似某种“No Means No”的原则：如果二人没有你情我愿相互同意，那么就不能发生性关系。这意味着凡是允许发生性关系的场合都已经蕴含着性同意。第一种性权利的表述则要强得多：凡是性同意发生的场合都已经蕴含着允许发生性关系。
然而，埃米亚似乎将性权利的这两种表述应用到了“师生恋”这个议题上去。在《教与学的伦理》这个章节中，
虽然双方同意的师生性关系并不符合性骚扰的定义，但它们仍可算作性别歧视。因为可以预见，这种关系对女性的教育常常造成损害，且是非常严重的损害。而且这的确是基于性别的。（196）
通常来说，人们禁止师生恋的理由是诉诸“师生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这一点。埃米亚则认为，即便在师生性关系中存在真正的性同意，我们也应当去禁止某些性关系——例如，师生间的性关系。埃米亚在此似乎否认了性权利的第一种表述。根据她的表述，性同意只是性关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这揭示了关于性——这一必须争得同意的行为——的什么真相；我们怎么会把如此多精神、文化和法律的分量寄托于“性同意”这一无法支撑它的概念上。（7）
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放弃有关性权利的第一种表述，放弃性同意蕴含得到许可的性关系这一点，我们要如何讨论性的概念、权利、伦理以及政治？埃米亚的回复是：当我们思考如何超越同意——如果不是在性法律中，也至少在我们的性伦理中——时，我们需要找到不强化长期、恩爱、一夫一妻制的反动思想的方法。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更早期的女性主义传统，在那里人们不惧怕把性作为一个政治议题、作为明确处于社会批判范畴之内的事物来思考。这也使得色情、爱情、家庭、种族、工作、分配等概念不得不回到被分析与批判的视域——许多不关心女性主义议题的读者会很好奇为什么一些社会议题正被有意识地变为性别议题，而这就是回答。
在埃米亚看来，最好的女性理论就来自女性的私人与社会生活中。它们“揭开隐藏在女性的斗争背后的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拉近这些可能性”（10）。所谓“性别对立”的出现就是女性主义工作的直观体现。面对某些可以预见的指责，女性主义者可以给出如下辩护：这些社会裂痕不是由她们挑起的，她们不过是在指出父权制社会天然的矛盾。不去解决问题而去解决发现问题的人，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在一些有教养与学识（甚至是泛左翼）的男性群体中引起了不适（甚至是愤怒）。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相较他们对“田园女拳”不加掩饰的厌恶，这些感到不适的男性群体似乎经常会给予水平同样低劣的“键政”、“民哲”和相关内容的“口嗨”更高的包容度。这背后似乎有根深蒂固的厌女情结在作祟。此外，或许更关键的是，这些厌恶是出于恐惧——对权力的恐惧。女性主义者诉诸国家力量对一些特定握有权力的男性实施了打击。在埃米亚看来，这是一段资本主义国家以有助于维持自身运转的方式引导女性的历史（228）。幸运的是，有见地的女性主义者没有回避处于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她们自己。我希望用埃米亚在《巴黎评论》受访时的话结束这篇短文：
“我仍然感到深深的痛苦，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完全作者，我们不能醒来并成为全新的人……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情况的局限性。我的意思是，是的，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我也是一个非常有特权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故事非常有趣……不过，我想我总还是要与其他人一起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和我认识和爱的其他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