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
以编年体的形式，对1861——1911每年的大事件进行了描述，既不枯燥，又可以在阅读中逐渐形成对晚清改革脉络体系的理解。
期间，最大的感触是文化制度上莫名的自信，夹杂着器物层面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正视的自卑，形成一种奇妙的封闭：对客观无法回避的落后，因为制度上低不下的头，只能从古已有之、雕虫小技角度进行无视，对其发展进行围攻谩骂、嘲讽，却又在必然导致的惨烈后果前，不得不退步——电报的引入、外派使馆的决定、铁路的铺设等，一次又一次陷入这个循环。
深层次的原因，作者在序言中总结的三点已经极为精彩、切中时弊：
第一点，愚民统治虽然有助于维持清政府的利益，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要“正眼看世界”；
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50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近代文明拥抱的心态太少。
又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同样的大变局，如果无法及时调整心态，拥抱文明，拥抱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尽管历史不会完全的重复，但并不是不会相似的重现。
看看《蒲安臣条约》这一章吧，怀抱着对抗心态的人，恐怕无法接受近代大清的第一份对等条约，竟是一个外人主导的。
好逸恶劳、贪财好色、向往公平、追求正义，这是所有人类个体的共性——不论其在道德上是被赞赏或被批判的一面，基于此，更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所应当追求的方向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别，无非受于自然环境禀赋的约束，道路稍有不同——随着技术改造自然的提升，这点差别也越来越小。
人间正道是沧桑，自身也要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勇气，以对抗心态拒绝文明演进，又被文明演进所淘汰和伤害，从而再增强对抗心态，这不又是一个死亡螺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