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以个人的一生牵系那段文学史中的巨擘并在黑暗的时代中痛陈战争的残酷，他在短篇《桎梏》中将自己反战的世界公民姿态藏于小说主角斐迪南的身后，剥写出个人面对战争机器的渺茫无助和对于最终那人性尊贵意志的激情追索；奈莉·萨克斯是从德国逃亡至瑞典的德语诗人，从出身优渥的才女到流亡的诗人，极权和战争带来的恐惧、遗憾、仇恨、不安使得她的文字淬上一种摇摇欲坠的焦虑；更不用说《西线无战事》等振聋发聩的经典文学作品。艺术家在悲剧中书写悲剧，纳粹带来的不幸是宏大残酷的文学主题，因为其对人性之恶的复杂显示而在文学圣殿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角，但在或恢弘或细腻的文学背后，是现实中不幸的、失声的，绝大多数。
《文学之冬》所聚焦的是相比起“绝大多数”而言更有发声机会和能力的艺术家人群，以希特勒上台后1/28~3/15这段时间内的每一天作时间轴，捡取日记、报章等材料回溯极权政治如何迅速有效地党同伐异、摧残文学自由和民主。蛮耐人寻味的是每篇结尾的时事要闻，随着党争的白热化过程死亡和逮捕的人数也逐渐激增，到后来’”和每天一样，全国无数人受伤。”
和几乎所有经典的文学作品所关心的一样，《文学之冬》试图展现在极权大背景下，个人如同身处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中，所做的每个抉择突然有了比往日更加具体和清晰的意义。有的政治嗅觉敏感，早早觉察出这不是一次昙花一现的短命执政，出走他国寻求多样的斗争方式，或者仅仅是安于平安，在他国度过余生，几乎数不清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TA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有的始终抱有某种善良的期望，直到友人或者邻居前来示警，匆匆抛下大部分家产后踏上流亡的路，怀揣不安的等待每一个来自故国亲友的消息；有的在文艺界初露锋芒，却因其中民主思想或者对纳粹的反抗而被封禁，羽翼尚未丰满先被折断，自此再没有声音。
时代洪流中固然有善意仍在流淌，但在狂热的民众中，更多的是像电影《浪潮》中刻画的从众附和甚至积极参与其中的分子，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也会陷入民族主义的极端叙事中无法自拔，以正义之名投身邪恶事业，主动组织的焚书行动无人叫停，熊熊烈火烧出一场文学之冬，我们反复咀嚼其中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一再回顾这场悲剧中尽可能多的细节，仅仅是为了不再让“大门向恐怖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