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老师不仅善于从具体里提取抽象概念，更善于概念之间的体系搭建。全书读罢，完全浸于他的思维，个人风格极为强烈，被讽“以论代史”也是情有可原。
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恐怕逃不开马氏史观挂帅的影响，难得的是，秦晖老师不耻于承认这种影响，但更不屑于做郭老一路的“套公式答题”的历史学家，顺着前言的说法，便是对“否定马氏史学而产生的保守主义史学”的再反对，反而得马恩试图“理论化整个社会历史”的风骨和神髓了。
以讲义打底，难免口语化，文字化在纸上，难免有重复和不严谨，但恰恰是讲义为底，诞生于几十年前的理论才能不断结合新发现，永远更新。恰如余论所言，研究是“正在进行时”的。也恰恰是讲义，全书数十万言，读来就像和秦晖老师面对面的谈话，当成论著难免失之轻巧，但如果自甘做学生，竟然有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的通透感。
以小共同体-大共同体为线索，重新审视奴隶制-封建制的区分，应当说从马恩经济决定论的窠巢里，往历史、人类、社会本身上踏了一步，大胆、简约，极具美感。一句“性恶论的对象”，如醍醐灌顶，之宽博恐怕是年轻学者不敢也不能的。良好的理论应当有能够重复使用的性质，而“共同体史观”具有这种性质。
“杨近墨远”的论证非常出彩，格局之大，遍及整个先秦中国思想史。把儒、法放在两极，儒表法里的秦制的虚伪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先秦诸子毕竟是“真”的。自由民主的公共政治暗含的有限政府、权责对应，恰恰与古儒暗合，也是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古典商品经济”一节，回到了秦晖老师最习惯的领域，以“汉金消失”为引，以租佃制为骨，以考古史料为肉、文字史料为血，还原出的古典商品经济高峰，更兼顾比较史学的“理论美感“，大气磅礴，令人拊掌。
任何历史学者想必都是讨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论断之浅薄的，但如果“皓首穷经”又堕入民族史学、保守史学的虚无。余论最后的结尾，是对“有史无论”，乃至于“不敢发论”的当代中国史学的一济清凉贴。“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抵制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并且尽量找到用力点，以提高我们追求的成功率。”故纸堆入得，也要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