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斗胆选择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作一个建立在语词基础上的“观察”——之所以是“观察”，是为全篇主观片面之故。
当我们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可以认为，每件资料反映出的形象都是实体的片段，或许是粉饰，或许是理想的反射，或许是属性的分有…总而言之，如同耀目的光芒自钻石的百千切面折射而出，对于一个人的阐释则需要更多的佐证，而不仅其人作品而已；当对象又是一位诗人时，这种佐证的数量呈几何倍增——因为诗人借由其诗歌在永恒中栖息，在时间尽头起舞。
某种角度上说，这篇“观察”更倾向得出一个变化的、多重指向的结论。
索尔仁尼琴：“每当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都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事件处理。”
苏联时期，俄罗斯共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肖洛霍夫，其余三者即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都不被苏联的主流文化接纳，重则开除国籍、流亡他国。纵观流亡作家的作品，我们可轻易找到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穿透了高尔基之后的苏联文学的壁垒，展现了苏联外壳下肉食性的朽烂、迷途，后者更是作者以古拉格幸存者的身份回忆了苏联劳改营中的可怖岁月（事实上，是堪比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国家罪行）。有许多著作关于纳粹和东德及苏联的宣传体系作了对比，结果发现相似超过了不同：出版物的封禁，教义（主义）的传播（推广）的庞大体系，被全方位掌控的的文化生活……“中央集权化的文化生活”灰白暗哑，冷漠如同浮雕上的人像，个人特性的泯灭——“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大量的宣传最终成为了杂草，在群众麻木的心灵中肆意生长并占据异端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在意识形态的拉锯战中，关于“主义”的宣传与一神教的排异性无二，它要求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步骤和心灵角落，将其自身摆在唯一真理的地位上。“一个异教徒被一种假宗教之名的基督教同化”正是这种文化绞杀现象。于是公分母进一步扩大，延伸至地平线彼端——人作为个体永远无法贬值，唯独当他成为炉底铁水的一滴时，他可沸腾、凝结，也可被溅出——因而，作为分子的我们总是小于一个人。
不同于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更多得展现出对国家的文学性的沉思与恸哭，寄生于词语的连接及其生成意象，而非情节或曰事态发展，这又是诗人的独有姿态。人们通常津津乐道于某些大家及其推崇的另些名家作品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也确有其事。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提及了五位诗人，正是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弗罗斯特和奥登“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首先是通过个人心灵这个棱镜，然后是将就着通过历史这个棱镜。”这虽是诗人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的写照。他不惮于以笔刃刺破黎明前的黑幕，但由于他的“不受历史调整的伦理学”，更擅长引发历史帷幕之后的真理的共鸣，因为诗人思想的本源扎根于文化中：他从圣彼得堡的建筑中学到了这个世界的历史，他在涅瓦河上学到了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他是果，无法重建他的因，诸如他的父母，他的一个半房间，这片广袤寒原上时间之潮的涨落，从此他成为了“俄语诗人，美国公民”——因为他文明的国已然在革命后崩塌，现今的国家更像是地理学上的重合，固然他生于斯长于斯，但心栖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家乡；当一个诗人乐于选择史诗英雄作为主人公，那他必定被赋予了新生的灵魂，因为英雄都因其壮举而存在空白——根虬曲在消散的文明中，他在俄语中安宁。纳博科夫少年时就随父母移居外国，用英语写作，他在回忆儿时岁月时将对苏联的愤恨归咎于苏联使他失去了童年；布罗茨基则不仅仅失去了童年，他在斯多葛式的人生曲线中不停地失去旧有的馈赠，只剩下俄语。
若将诗人们作为一个族裔，他们的语言必然比拉丁语更加难以运用。诗之为诗，从声韵到字形都被彻底运用。诗人最伟大的技艺就是通过文字掌握感官，反之亦然。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爱者，那么诗人就是圣徒与哲人的嵌合体——代人受难，然后愈接近永恒的文明，眼泪凝成诗歌。俄语之为“有丰富词尾变化的语言”及“诗歌的音高”种种，隔着巴别塔的灾厄与哲学的界限，我们并不能清晰看见那条诗歌的阿里阿德涅线团，而爱是唯一意义。
布罗茨基：“它们（诗歌）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比历史更长久。”
巴什拉：“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应该同时展现宇宙的视野和灵魂的秘密，展现生命的存在和世界诸物。”
每个诗人都渴望达到“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充要条件是——他成为它。诗人要借助抽象的时间观念与永恒比对，于是高山下降，沼地上升。
布罗茨基：“艺术模仿死亡。”
关于死亡有这么一种看法，即：存在既为永恒，生是刹那的激情，死是长久的寂静。诗歌热爱用时间的意象为自身扩容。假设每一篇诗歌都存在于永恒之书中（一本通晓一切可能，存在于时间两端之内与之外的百科全书），世上的一切美德、梦想与罪行、苦难，它都在那里了。生所照亮的是含混的字眼，而死则与它们同列在暗处，这是永恒的特权。耶路撒冷是永恒的产物，时间与神话赋予了它光辉，于是，它就顺着光辉扩散，众人看到的不再是肉眼所见的圣城，是大卫的建国、大希律的暴行，提图斯摧毁神殿对耶稣预言的印证。
“（勇士从迦太基出航。）狄多兀然/伫立，紧傍着城墙边士兵们/早已燃起的篝火，在那里/有如置身介于火焰和青烟间/颤动的幻象——她注视着伟大的/迦太基默默地倒坍成灰。/早于卡托作出预言几个世纪。”（《埃涅阿斯和狄多》）
迦太基的女王狄多在维吉尔的诗行中得到了一段无望的爱情，又在布罗茨基的笔端预言了邦国的毁灭，就在自刎前夕。诗歌的叠加造成了属性的叠加，狄多在那夜进入了诗人的领地。
“从少中减去多——人中减去时光——/你得到单词，余物，挺立于它们/白色的背景，比身体活着时/更为显明，尽管喊着‘抓住我！’——/如此爱源变作爱体。”（《约克：缅怀W.H.奥登》）
布罗茨基作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后继者，又生逢苏联时期，两个时代的光芒汇聚在这颗钻石上，荣耀与骄傲、苦痛与煎熬，它闪闪发亮。诗人是安泰，从圣彼得堡的土地上学会领悟词语的体热；是伊卡洛斯，插上了语句的翅翼去接近永恒；是奥德修斯，漫游的归程通向他的家乡——伊萨卡岛。因而我们知道，一个诗人既非某一个国度的产物，也非某个人的成就——诗人即诗歌的阐述者，诗歌在永恒中窥伺许久，终于在尘世中寻求到倾泻之所，“它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但找到词语”。而当一首诗歌诞生，诗人，也同样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洄游，作诗的行为类似逆水行舟，划开无处躲避的今日，驶入时间的风暴眼。
诗之乡——心之乡——有二，耶路撒冷诞生自荣光，伊萨卡岛来源于记忆，两者双螺旋状结合：诗就产生在螺旋分散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