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很久没有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有如此复杂的情绪了。
我想这种复杂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
一方面，这本书的结构形式——上野千鹤子和汤山玲子对谈——注定让这本书成为一个多重视角同步发展的文本。读者跟随两位女性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跳跃、围绕每个主题都有两个声音分别沿着她们自己不同的成长轨迹、生命体验和反思稍稍展开，又不时收回到同一感受的共鸣或不同观点的碰撞上。也就是说，这本书里至少有三个声音——上野千鹤子的声音、汤山玲子的声音、以及读者自己的声音。
这种复杂（而略带混乱）的体验很像在餐厅里独坐桌边等人时竖起耳朵听邻桌的谈话。我感觉我好像坐在东京歌舞伎町某个小酒馆的吧台边无所事事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隔壁桌坐的是上野千鹤子和汤山玲子，并且她俩点了酒之后就这么辛辣而直白地聊了起来，话题从职场、X体验、作为女性的成长体验一直聊到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对日本社会的观察。
作为一个“偷听者”我颇受震动，因为上野展示了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她。我之前读了一连串上野的书，比如她和铃木凉美的对谈《始于极限》、《厌女》、《裙底下的剧场》、她写给青少年女孩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女生怎样活》、她以自己为参照体系更系统地介绍日本女性研究思想发展史遗珠的《女性的思想》、以及她以自己为方法来探索不婚女性如何面对和管理自己的老去和死亡的《一个人可以在家告别人生吗？》和《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在这些书中我所感知到的上野是东亚研究、批判和践行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的摇旗呐喊之人。对我——一位东亚女性——来说，大多数时候她是那个一语惊醒梦中人的人、一个直白辛辣有趣的人。当然，我也注意到了一些我自己在吸纳和使用她的洞察时需要考虑到的重要的差异——上野是摇旗呐喊之人的同时，也是一个出身日本中产阶级家庭、在日本可能最liberal的文化蓬勃发展期浸润、斗争和成长过来的人。她的中产身份和文化资本是她所探索出的很多道路得以施行的前提，这一点在关于她所总结出的不婚女性如何在日本社会实现尽可能自由的老去和死亡的方案中尤其明显。这一点在这本书也更加明显。
这本书中的上野对谈的是汤山玲子，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以后大概也不太会继续关注她。但汤山能和上野对谈的前提是她俩在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相似性——上野是中产出身，而汤山可以说是上流阶层出身了，同时她俩都是在日本可能最liberal的文化蓬勃发展期浸润、斗争和成长过来的人。这种共同点让这本书里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带上了一种大女主爽文的色彩——中产-上流阶层的学霸天才娜拉出走男权家庭、“公主”继承了好的文化资本、在极为liberal的年代自由拓展、同时又掌握了现充的技能和手段，玩着男人的游戏还玩得比他们好同时并不把他们当回事、把名牌包和“女性资本”甩到叽叽歪歪的男人脸上，这个故事跟刘玉玲的Fxxx you money基本上是同频共振。
大女主爽文是个很好听的故事，然而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冰冷和苍凉的故事，因为我知道这种故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参考性。换句话说，就是坐在吧台独酌的我、听着隔壁桌热烈地讨论了半小时，突然从她们的话题中意识到这个酒吧的消费水平压根就不是我这个阶层所能负担的。于是我的注意力至少在某个瞬间从听她俩那个世界的西洋景切换回到了担心我能不能付得起这杯酒水的账单。
这个感受跟我之前读Maryy McCarthy时的扶额是一样的。“瓦萨女孩”、七姐妹联盟所代表的东西虽然会随着时代演化，但始终表达着特权， McCarthy故事里围绕瓦萨女孩儿们丰富的细节建立起了中上阶层特权身份与女性弱势群体身份之间奇妙的共存与冲突。我作为读者看到的她们的痛苦始终有种“我一个干粗活的下人给锦衣玉食的小姐操啥心啊还是心疼心疼我自己吧”的违和感。
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女性主义的共同理想似乎暂时还无法超越阶层的差异。这是我读这本书时心情复杂的第二个方面。好在我知道这种沮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好不愤怒》的作者就重点讨论了当女性团结起来表达不满和愤怒、试图推动社会改变时，应该如何面对女性集体内部因种族、社会经济地位、阶层等带来的分歧。Rebecca Traister对“白女”身份作出了很好的反思，呼吁“白女”继续醒来、并注意向有色人种女性学习她们更加“觉醒”的态度和更接地气的斗争方式。肤色成为了北美女性阶层差异的标志性信号，但在东亚的土地上显然我们的区隔和信号更为隐秘、斗争甚至都活不到摇篮阶段——就别说掐死在摇篮里了。
还有更多的复杂来自于上野和汤山讨论的主题本身，比如上野和汤山谈到以广告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业界在人情和正义之间的左右摇摆、或是311震灾之前与之后的女性视角和婚恋态度。我尤其喜欢她俩谈到的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异同，援引石黑一雄的Never let me go讨论人性既怪异又合理的一部分——当失灵的巨大国家机器旗帜鲜明地选择一群人为祭品并进行系统系围猎时，被选中的祭品为何选择忍耐而非反抗。这一讨论是日本的，也是全球的，阿特伍德的使女系列与库切的《耻》，甚至反乌托邦的大众文化比如《饥饿游戏》无不是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只不过切入点有所不同而已。
上野和汤山的声音是嘹亮的——面对这种系统系围猎应该反抗和斗争、而不是忍耐、依从和放弃。但这种嘹亮所反映出的她俩对放弃之人的困惑不解从某些层面来说其实也是阶层所塑造的。行动力的问题本质上是生命力的问题。NHK的记者在《三十不立》里也有同样的困惑：为什么日本饱受挫折的一代人宁可选择从社会关系中滑落的人们消失在人海、成为在街头不断移动无法停驻的人，成为躲开公共注意而躲进阴影的人，成为一面之缘不能再见的人、不断坠落而不是主动求救？ 他们再次有姓名可能是在社会新闻上以“孤独死”遗体的形式出现。而曾经的亲友们纷纷讶异地表示：久不联络、没想到事已至此、绝没想到孤独死于穷困潦倒的会是这个人、这个以“踏实能干善良友善”为他们所知的人。
其实人会主动选择“人间失格”其实只有两个前提，其一，丧失对自己的信任，瓦解“这个社会还需要我”的信念；其二，丧失对他人的信任，即“当我倒下、我可以理直气壮成为他人的麻烦”。孤独死于房中的人也罢，无处可去而在各个公园中过夜的人也罢，都是基于这两个“我不值得”而选择了用最被动的形式一天拖一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长期努力看不到改善希望的习得性无助，没有力气麻烦别人、以被动形式实现自我戕害，类似于门林格尔在《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中描述的慢性自杀。
而在是否主动选择“人间失格”、接受习得性无助和系统性戕害这一点上，除了性格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阶层所决定的社会资本、包括文化资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相信“我值得”、我永远不会“人间失格”。上野和汤山其实是不曾也不会真正走到绝境的人，所以无法真正理解为何有人会选择放弃而冻毙于风雪。这件事其实心理学也早有证明，除了天性影响之外，人的意志力其实也是一种受阶层和境遇塑造的重要资源。
但话说回来，不管境遇和阶层怎样限制，我等屁民还是要向公主们学习她们生生不息、斗争到底的生命力。虽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我想起了一个古早日本动画《少女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