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语言平淡，描述的事实却令人心惊肉跳，后背发凉。读完本书，你会惊奇地发现杀死孩子的父母不仅并非恶魔，还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
或许，了解他们渐渐崩坏的过程，能让我们间接想象到那位崩溃的重庆母亲如何走到这一步。要提高生育率，何妨从这些事开始做起。
悲剧在上一代就埋下了种子。
雅美家境贫苦，常常吃不上饭，兄妹几人只能靠睡觉抵御饥饿。她的父亲沉迷打小钢珠，家中大小事情一概不管。母亲也无意照顾孩子，两次离家出走。
雅美反复遭受校园霸凌，由于缺乏反抗能力，只好退学。十几岁时，她遭受了陌生人的殴打和强暴，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却什么也没说。
已经离家的母亲知道此事后特意赶来，但在女儿的坚持下没有报警也没去医院，事情不了了之。
智则也有一个爱打小钢珠的父亲，育儿和家务的重担落在母亲身上。
忙乱中母亲没看住孩子，不慎让智则的弟弟跑出去被车轧死。出于逃避心理，母亲假装弟弟没存在过，从不跟智则提起此事。
智则在学校里也惨遭霸凌。为了逃避痛苦，他迷上了打游戏，只要有游戏玩就能忘记一切。
雅美和智则在学校相识，因为相似的处境有了共同话题。相恋后，雅美很快怀孕，这时她还没满18岁。她打算生下孩子，但婆婆聪子不赞成此事，逼迫雅美流产。雅美从此对婆婆产生怨恨。
很快，雅美又怀孕了。18岁时，真奈出生。她活泼健康，给家里带来温馨的气氛，雅美积极地照顾孩子，智则也很喜欢真奈。
但软弱母亲和习惯性逃避的父亲的组合，注定了这对父母的快速崩坏。
真奈半岁时，智则逗真奈玩，把她头下脚上提起来摇晃，结果摇得太厉害，使真奈产生摇晃婴儿综合征（Shaken Baby Syndrome），引发急性硬膜下血肿，住院进行手术才保住性命。
因为经历过生死悬于一线的不安，真奈的性情出现变化，从活泼开朗变得爱捣乱和恶作剧。
智则认为这是医院里护士太过宠溺的结果，开始训斥和打骂真奈。打骂都不奏效，智则就不再理她。
雅美一开始鼓起勇气反对丈夫的育儿方式，但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怕被丈夫抛弃，渐渐不再抗议。
一岁半时，真奈到保健中心接受体检，保健师认为她发育迟缓。
看到同龄孩子已经能说话和跑跳，智则和雅美认为真奈给自己丢了脸，心中羞愧而气愤。诊断结果虽然引起智则的担忧，但他认为照顾孩子是妻子的义务，并未采取任何措施。
不久后，雅美的第二个孩子大地出生。因为家里的关注大多给了新生儿，本就得不到足够关爱的真奈开始讨厌弟弟，故意搞破坏。
雅美和智则开始对真奈产生厌恶。雅美不再带她出门，她的纸尿裤也总是湿着。智则更是因为打游戏时被真奈打扰，用洗衣夹在真奈大腿内侧夹出淤青。
出于担忧，婆婆聪子把真奈接走照顾了一段时间。真奈回来后，因为环境频繁变化，情绪变得不稳定。智则认为真奈是被聪子惯得太任性，让雅美狠狠地教训她。
在充满压力的环境里，真奈的发育愈发迟缓，还会把大便蹭在榻榻米上。雅美尽可能地教她上厕所却没有明显成效，育儿心气渐渐减弱。
这期间，保健中心的保健师多次家访，试图发现真奈受虐待的蛛丝马迹并进行干预。但因为恐惧与人交往、怕别人发现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雅美总是提前准备，美化事实。
保健师放了心，也就不再过问。
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智则一回家就接通游戏电源，一直玩到睡觉，连吃饭时也是边吃边玩，家务和育儿一点都不分担。
雅美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忙乱中心烦意乱，精疲力尽，“记不得有多少次想扔东西砸向哭个不停的孩子”。
夫妻感情越来越差，两人不再交流。出于逃避心理，雅美爱上了买东西，出现了购物依赖症，开始欠下巨额的消费贷款。光是买避孕套，雅美就花了3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
因为担心孙女，婆婆聪子再次接走真奈照顾。在她的照看下，真奈学会了说话和正常排便。
真奈回家时，雅美闻到她身上有婆婆常抽的烟味，立刻产生强烈的恨意，认为婆婆故意把真奈抢走。
这份恨意很快转移到真奈身上，雅美拒绝给撒娇的真奈喂饭，而真奈感受到母亲的嫌弃，心情沮丧，开始拒绝进食。
因为无法控制消费，雅美被法院催债。当她害怕地向丈夫求助时，智则的反应却是：“我不管，留的是你的名字，你去就好了。”
雅美问智则：“如果我死了，能领到多少保险金？”她问出这句话，已经是生无可恋。
但智则没有放下游戏，只是报给她一个保险金数额。
犯罪心理鉴定师认为，这次谈话是雅美精神的拐点。雅美发觉自己被唯一的依靠抛弃，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
雅美进入一种精神异常状态，常常不吃饭也不喂孩子们吃饭。状态好时，她会给真奈一点牛奶和面包，但并不会看着真奈吃完。
有一天雅美购物回来，发现真奈在浴室里弄得一身湿，浴缸里漂着大便。她把真奈暴打一顿，关进家里最小的杂物间。真奈只能勉强躺进杂物中的缝隙。
为了让真奈不再乱跑，智则提议把真奈关进纸箱，雅美听从了建议。尽管如此，真奈还是把刺身酱油弄翻，洒得到处都是。雅美便用绳子捆住她，足足三天才解开。
真奈在纸箱里被捆着双手，度过了三岁生日。
雅美给大地掏耳朵时，突然想给真奈也掏一掏耳朵，却吃惊地发现真奈瘦得厉害，皮肤也变得粗糙干燥。
她惶恐地把真奈抱给智则看，智则暂停了游戏，说了一句“是瘦了呢”，就回去接着打游戏了。
两周后，真奈在纸箱中死亡。
未成熟的心智、对育儿挫折的无力和丈夫的回避，使雅美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母亲。她不仅要处理所有家事，还要承担育儿不当的巨大社会压力。
重庆的那位母亲是否也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呢？
人们在当下就给她贴上“躁郁症”或“丧偶式育儿”的标签，似乎急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心安理得地将它忘却。可惜的是，它本可以成为反思儿童保护机制、家庭育儿模式的契机。
如果父亲们积极参与育儿，是否能让子女获得爱人的能力？
如果等自己成熟一点再生下孩子，是否会有处理育儿难题的心智？
生下孩子后父母和邻居多伸出援手，是否不至于让孩子死去？
在媒体的压力下，案件中涉及的医院、保育园、雅美和智则的邻居、保健中心、儿童咨询所等多方人士都进行了改进。
日本政府调整了《儿童福利法》，为儿童中心配备精神科医生、鉴伤法医和针对虐待案件的律师。儿童咨询所的工作理念从也接受咨询改为主动介入。
对于重庆母亲的事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对事实的漠视会加剧年轻女性对生育的恐惧。需要有人挖掘更多信息搭建事情的全貌，聆听有关人员的声音，找出哪些环节出了错，思考社会和立法应该怎样提供支持。
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中，作者说：“当妈妈可不是一项私人事业，它始终被无止境而彻底地视为公共事务。”矛盾的是，社会对这项公共事务却拒绝履行任何责任。
完善立法、为新生父母提供帮助热线、设立托儿所、建立儿童福利机构、定期家访、在学校普及育儿知识……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