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为：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项基于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的质性研究

谢谢作者，世一大笑话很好笑。

“一看‘社会科学实验班’，我就感觉反正来北方大学（清华大学）学社会科学，应该是不错吧，就报了第一志愿，提着东西我就来了。” （p.112)

结论

文章大概就是：
期望破灭（“上大学就轻松了、考好大学等于好出路”，这档子旧观念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脱节）；
文化冲击（自己的高中价值观、其他人的价值观和新的观念，摸着石头过河，心惊肉跳）；
信息裂隙（也就是作者说的文化工具箱差异，获得各种资源、信息的渠道差异较大，信息就是权力，没社会资本就碰壁）；
路径依赖（学生受到进入高校之前的习惯影响，事业学业两手都想抓，但是做不到？）。

研究提出两个习惯路径，目标掌控和直觉依赖，同时认为目标掌控模式与更高阶层相关，而直觉依赖与更低阶层相关，而两种习惯路径则与不同的毕业出路相关，为了简化分析，在评估出路优劣度时，作者使用了「个人期望」这种偏主观的测量策略。

我认为这一路径忽视了内生性因素，没有考虑个人内在的因素。同时，由于作者样本实在太少，抽样方法又过分诡异，我认为实际上仅凭这62个样本也很难推断出两种行为模式与经济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相关性，遑论因果性。

研究方法

因果推断，哎，虽然作者说自己不想因果推断，但是机制诠释就建立在一个个小的因果推断基础上。据本书序言中，郑的研究生导师，拥有教育学背景的熊庆年所说，郑少年丧父因此比一般孩子坚忍，从这一点其实也能看出几分端倪，这位老师对于因果推断的敏感度并不高，少年丧父与坚韧之间很难说存在稳定的因果性，坚韧可能发生在丧父之前，也可能是之后，这只是一种性格特点。

作者的原话是——为了理解学生选择毕业出路的原因，因此使用建构主义的路径，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上采用了韦伯意义上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不是判断变量关系，而是阐释行动主体的意义。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是“对以意向为取向的行为作解释性的理解，以探究人们行事与信仰的原因所在。”

总之太怪了。

理论抽样法

研究方法是质性研究，不太懂。在本量化鼠鼠看来非常奇怪。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抽样方法（非随机抽样），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是扎根理论的一个研究方法，认为意义和分析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并非如如同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意义内在于数据中等待着被发现。（Charmaz K, 2006, Constructive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

扎根理论基于具体情境，由研究者和受访者一起建构，所以理论推广性很弱？作者认为本研究可以外推，引用的文献是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J]. 社会学研究, 2002,(5): 123 – 125 大意是说，这个理论强调典型性，而不是普遍性。也就是说，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用来模拟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这两类人的行为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类型，依旧不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基于这62个研究样本抽象出来的概念，韦伯意义上的ideal type，而非真实写照。那就很怪，这个理论似乎鼓励刻意修饰而成的典型性？

样本收集

第一阶段，201510 – 201605 滚雪球邀请到 THU 18人，FDU 20人。为降低分析难度，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控制了部分特征，控制原则为：

仅选择男性，以排除性别影响（额，一言难尽）；
仅选择选择清本&复本或同等层次的学生；
选择绩点前50%的，以控制学习态度和勤勉程度。（从这也能看出作者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实际上很明显）

使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思路，围绕分析过程建构理论框架的需要，在关键特征上增加个案的差异性，着重选择能够带来最大理论潜力的个案。在关键特征中增加个案的差异性，差异化原则为：

在个案的院系或学科背景上力求差异性；
在个案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上力求差异性；
在个案内化学校主流价值观的程度上力求差异性；
在个案的毕业去向和预期职业路径上力求差异性。

初步确立共同特征后，有目的地从FDU中选取24位受访者访谈；其中17位贫困生，10位女生。

是不是可以说，作者的样本都是有目的地选择出来的，那推广意义有多少呢？

不懂了，总之很困惑。书中列出的样本数量是62个（男44，女18），第一阶段还敢把女性全剔除，美其名曰排除性别影响，姐妹性别影响不是这么排除的吧，建议读读《看不见的女性》。

操作化

研究对象（Y ）：“毕业去向”即学校-工作转换中的个人选择 (Individual choice in school-work transition) ，职业优势、劣势地位评估不以种类为要，而是选择了职业地位的概念，由于不同职业类型之间的横向优劣并不明显，因此采用折中的策略，询问受访者是否满意、去向是否为本心所愿，即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自己的出路。

社会出身弱势学生（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backgrounds），弱势学生（beta）：指四个维度上的劣势，SES属于低收入或较低阶层、农村背景、偏远地区、第一代大学生。（考虑了“积累不平等理论”（Cumulative inequality theory），基于学生具有劣势的比例分为四个类别（>=3 明显劣势，2不分裂时，1轻微劣势，0明显优势）

结论

优势学生 —> 目标掌控型 —> 更好的出路（折中）

弱势学生 —> 直觉依赖型 —> 更差的出路（折中）

建议 —— 社会学研究给新自由主义建议？

建议则非常有限，而且偏新自由主义范式，给弱势学生提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都预设人的态度是可以轻易改变的，然而这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研究得好，但是建议部分就相形见绌，作者给寒门子弟的建议有：

让寒门弟子认识到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以避免心理问题；
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认知准备，并强化这个信念；
学习新规则，为自己创造多元的社交机会；（前面还写弱势阶层求学为了阶级跃迁，但他们对于阶级跃迁如何发生知之甚少。 Armstrong E A, & Hamilton L T, 1999, Paying for the Party ，写挺好，怎么到这又让人家给自己建立多元机会了呢？）
试着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

When Prophecy Fails

评价人数不足

Festinger, Leon/ Riecken, Henry W./ Schachter, Stanley/ Aronson, Elliot (FRW) 利昂·费斯汀格 / 2009

认知是那么好改变的东西吗？显然不是。

然后用一页不到的篇幅（即正文最后一页，不含后记），指出社会中的其他人（学校、教师和辅导员）也有责任，这方面的建议有：

改变政策环境，如扩招；（这显然没用啊，这不就是你研究的背景吗？）
提前职业辅导，建议提早至新生教育期；（指望高中生想好自己一辈子做什么？刚入学的新生能有什么实际的抱负吗？恕我直言，这种潜移默化的事情，高校教育之外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更多，作者的一些研究对象也提到了这点。）
高校辅导员（辅导员一般是学生）和教师俯下身不再将自己的知识视为理所应当，顾及弱势学生的感受，就能为他们扫清人为制造的文化障碍。（这个建议简直莫名其妙，至少研究中的FDU和THU的老师们，应该没必要故意藏着掖着吧，而且告诉你学生一些人生的经验，并不会对教师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甚至我相信不少老师都是可以从中获得乐趣的。另一方面你都认为他/她们对这些知识 take it for grant 了，人家自然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弱势学生不清楚的东西啊。至少在学校范围内，更合适的解决策略是建立某些师生沟通的机制，而不是一会儿催人家弱势学生跳出舒适圈，一会儿批评老师辅导员“高高在上”、“不关心弱势学生”，最后看双方激烈对抗的“动人图景”（见第六章）。
- - - 首先是这个就能很莫名其妙啊，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研究只是发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的“文化屏障”吧，很多部分还只是布尔迪厄研究的脚注而已。对于这个高校文化屏障的成因在作者看来似乎是学生所属社会阶层导致的，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得出老师同学如何如何，就能改善的结论呢？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社会学问题，解决起来的时候仿佛就被简化为一系列个人问题——学生没有端正心态、学生妄自菲薄、学生没有做好准备突破文化障碍、老师们高高在上——且不论这些问题是否符合现实，或者至少符合FDU和THU的现实，致力于发现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在提供理论和现实建议时却依旧谈些新自由主义个人努力论的陈词滥调，这合适吗？我倒是觉得这位作者大意地忽视了弱势学生们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 从逻辑的角度看，老师和同学的努力充其量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条件，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你看又是熟悉的因果推断问题，怎么就敢用就能这种武断的词呢？
这句“人为制造”的文化障碍也非常不严谨，“制造”通常被用来阐释一些有目的的行为。依据作者的意思，难道高校文化差异是一大群精英为了排除弱势群体特地设计出来的制度吗？我理解作者想要强调这一制度的“建构属性”，这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怀和对事物的基本看法，但这里和“老师们怎么怎么样，就能怎么怎么样”连用，似乎就平添了几分对老师们的隐秘的愤懑？希望这里只是神经过敏的我对作者的误读。

总之作者认为要让弱势学生学着走出认知舒适圈，让老师和辅导员多多指导，然后让研究者们一起欣赏“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抗衡的动人图景。”，作者在后记里说这本书是写给像作者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的（虽然研究样本将排名低于50%的排除出去了，你这Data Gap也太宽了吧），通常情况下，学者会将研究不足写在结论部分，作者写进了后记的末尾部分，可以理解为这意味着作者跨越了文化屏障？

前后矛盾的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也略搞笑，导论中写要坚持研究伦理、隐藏信息，写了北方大学和南方大学。

第二章事无巨细介绍一番，什么“北方高校位于北京”、“2001年校庆期间，校长如何如何”是“红色工程师摇篮”；南方大学坐落于上海市，崇尚“自由无用”精神。就差把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写人脸上了，难道这是作者给普通读者（或者说作者您的写作对象，AKA，像作者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设置的“文化壁垒”吗？

其他细节 & 总体印象

平均3小时每人的访谈，感觉还是不太够，而且作者也没有评估其他人格因素（内生性）。受访者基本信息（问卷）部分不太美丽，我猜这位姐妹不太会设计问卷。那更遑论量化了，量化肯定是不行的，样本数量少得可怜。

文章中摘录了不少访谈记录，我猜这也是这本书引起不少人共鸣的原因。但从学术的角度看，实在是差强人意。提出的两个解释路径，说这是布尔迪厄的脚注也好，其他学科知识的社会学阐述也罢，其实都不算新东西，不如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