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欣赏一件绘饰朱红色动物纹的战国漆器，是否会想起那是咸阳漆物作坊中的女工所为？当你邂逅一片汉代画像石拓片，是否会想到山东嘉祥县的画工正用模印和粉本熟练地摹绘？当你看到一块铸刻精美的东汉铜镜，可曾想到当时市集上的镜贩子正在以某种吉语性质的顺口溜响亮叫卖？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华美的外饰固然令人眼花缭乱，或是巧妙的构思、设计令你赞不绝口，但发生在它们身后的诸多故事呢？诚然，考古学家可据现代技术复原其使用环境，历史学家亦可靠传统文献或注释重构过去，美术史学者还可以器物造型及图案展开风格学分析，但仅凭这些人们所感受到的有限信息去触摸历史，实则依然较为粗浅。特别是它出产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它由谁制造？这个人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制造了它？怎么造的？造它的人受过怎样的训练？它又是如何传到了拥有者手里保存于今？美国加州大学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所著《秦汉工匠》在解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我们呈现了艺术史研究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系统关照工匠群像
陈丹青在《局部》第三季节目中曾谈及意大利工匠，指出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样式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及从中透露出的勃勃生命力。而早期东方大国的中国工匠们，大多籍籍无名，甚至从仅存的断瓦残片中也很难拼凑出他们的完整轮廓。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史研究中同样也很少有涉及早期中国工匠的，这并非因为学者们忽略了这一有趣的选题，而是秦汉领域的研究资料实在乏善可陈，不足以支撑任何合理有效的立论。但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出一批新文本，譬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以及对旧资料进行的新阐释，终于使这一研究变得可行且有意义。当然，对古代工匠及其社会地位的研究也诞生过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艾莉森·伯福德（Alison Burford）的《希腊罗马社会的工匠》（Craftsmen in Greek and Roman Society）一书，在五十年前就出版了。至于研究中国工匠的著作，关注的目标人群主要还是集中于明清之际的画家，只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少数知识阶层的专门叙事，因此其意义和影响相对有限。而《秦汉工匠》一书的主要贡献即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将秦汉工匠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艺术史范畴，力图还原秦汉“制作者”群像，无论是皇家宫殿、苑囿、陵墓修筑中的官方名匠，还是市场作坊中的普通手工业者，甚至是戴着脚镣、在重压和胁迫下烧制器物的囚徒、贱婢，都被作者牵入宏阔的社会物质文化史视野中。这种全面性的研究形诸全书便是动用五章内容（全书共六章）对社会、作坊、市场等不同环境和场域下的工匠予以立体造像，不放过他们生活、工作中的任何一个画面。
而在对秦汉时期市场的具体论述中，作者以地理区位、特殊自然资源和传统贸易模式为依据，又借鉴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观区域模型理论（Skinnerian macroregional model），与《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汉帝国商业区位的认识相统一。作者还利用出土的秦汉律令简文，分析了秦汉市场上的工匠的诸多细节性问题，例如据张家山汉简《关市律》解读了商品交易合同、价格标示、市场惩罚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工匠如何选择在适合自己的城镇官市上售卖和分销自己的产品、如愿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等。这些论断和观点虽然有进一步商榷和补充的必要，但作者大胆的立论和远见卓识无疑拓宽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传统认知，突出了秦汉工匠在国家商业行为中的重要力量和价值，这是以往研究中罕以为见的。当然，尽管该书新见迭出，但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首先，在第四章“市场中的工匠”论述中，仅仅由于当时出现了多种商品营销方法、广告歌、家族商标，作者就认定他们属于“现代主义”经济，不免将当时的中国看得太过“现代”了。作者认为秦汉帝国节约人力物力的方法和控制生产成本的经济理论，比工业革命和福特主义还要早，如此论断似乎还需要大量的案例进行辅证。其次，尽管作者在“作坊中的工匠”里已提及匠人独特的宗教习俗和信仰，但可能还是远远低估了在器物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工匠寄寓它们的神秘意义，今天许多祭祀坑中出土的富于宗教意味的金石器便是明证。再次，同样在第三章“工匠的训练”中，因材料有限，作者难以描绘出秦汉工匠培训制度及相关制作传统的全貌，且有过分推理和论断的嫌疑，诸如把东汉益州的漆盘风格认定为是经“丝绸之路”从古罗马传入的，这种孤证式的论述很难具有说服力。要想从难懂且有限的秦汉史料中挖掘和重构那些被人遗忘，甚至是遭到贬低的工匠阶层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秦汉工匠》的作者以丰沛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历史嗅觉努力绾合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可见的器物研究不可见的人的历史，初步搭建起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他采取的人文主义研究视角，不仅填补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理论空白，也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寻得了门径。·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