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米歇尔·佐纳，大部分时间感觉很陌生、很复杂。这世上每个人的衣橱里都是藏着几个骷髅的（其中好几个是从原生家庭继承的），但上天给她的那个罐子里虫子特别多。普通人知道要把自己生命里那摊子烂事收拾起来、收拾不了至少也得掩盖起来，像张爱玲说的披上一袭华美的袍，装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她的那罐虫子（a can of worms）却是关都关不上、几乎是喷涌而出、让她根本无法做一个“正常人”：
她有个《项塔兰》式的白人爸爸，童年挣扎在分崩离析的家庭里、青年过得像个white trash白垃圾、进过监狱，然后像很多“洋垃圾”一样远走亚洲获得第一桶金、一个亚洲妻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她的韩国人妈妈出身败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首尔的宾馆前台当接待，跟住在酒店的白人爸爸结了婚、从此成为一个活在俄勒冈大学城郊外的韩式主妇（此处应有微妙的停顿和沉默）。不需评论，此时听故事的人已经开始眼神闪烁、思绪复杂，不会说出口的言下之意在沉默中轰鸣——Yellow fever? Gold digger?“慢船去韩国”？这种故事已经重复了太多遍、她是哪一个的主角？
米歇尔的青春期必然艰难，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脚本里都找不到她可以参照的架构。我们在青春期完成自我意识的萌发、开始学者以成人的视角打量童年时崇拜和热爱的父母。滤镜片片剥落，普通美国小孩学着去接受一个中产阶级大肚腩中年危机的爹和一个更年期的妈、还得在美国高中弱肉强食的丛林里活下来就已经够难了。但米歇尔拿到的是游戏最难的版本——她的机敏聪慧让她知道不能细问细看她爹妈哪里有点不对的爱情（这部分让我想到张爱玲的《雷峰塔》）；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她得对抗她妈亚裔父母“不考上常春藤你就不是我女儿”式的直升机家长式育儿、完成自我成长和原生家庭剥离；她得面对在美国人同辈中外来族裔身份的模糊性和孤立无援感，既不是WASP（白种安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韩裔、而是一半一半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当她经历精神崩溃后终于在音乐、创意写作和顶尖女校文理学院中找到短暂地庇护，母亲的患癌和轰然倒下逼迫她不得不重新打开这个涌动着蛆虫的罐子、直面上天专给她制造的潘多拉的魔盒。
这就是这个故事迷人的地方——极为丰富的层次、极为复杂的死结，一个个扣在一起，根本无法打开。
而这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米歇尔明白她其实解不开这些死结，也没有试图去硬解——“有结就得去解开”这个逻辑暗含的前提是这些复杂的、彼此冲突、无处安放的身份是不正常的、你由此而来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是某种规训和惩罚。米歇尔其实明白了这些复杂的层层套叠的结就是真实的她——不是白种安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韩裔；不是她妈妈想要的“读完常春藤有个好工作”的别人家的亚裔孩子；是身份复杂、漂流不定、没有任何简单概念能一言以蔽之的存在；是米歇尔·崇美·佐纳。
我觉得米歇尔甚至知道食物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她的问题——否则她就成了《朱莉与茱莉亚》的韩国版或者Eat Pray Love的韩国版。她在妈妈离开以后开始慢慢学着迎合自己的半个韩国胃、慢慢做韩国菜更像是她跟自己的那罐子虫子相处的方式。
其实相比米歇尔，我对她妈妈的故事更感兴趣。我很好奇如果这个故事是由她妈妈来说——这个不管面对谁都永远有所保留的女人，生命还没唱到终章就因癌症戛然而止的女人，明明跑过了半个世界却选择在俄勒冈逛韩超烧韩国菜在家里拼命擦地板活成一个地理上错了位的“韩国大妈”的女人——那我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
她妈妈没有机会说出的那个“慢船去韩国”的故事、韩国版“接骨师之女”的故事、或者别的什么故事，现在米歇尔的半刻意留白和折射中余味悠长。她身上的谜团和矛盾吸引着米歇尔，也吸引着作为读者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