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正在起始于格罗宁根开往鹿特丹的火车上，火车沿线经过兹沃勒、阿姆斯特福特、乌特勒支、豪达。窗外是一片平坦。我在荷兰铁路公司的火车上，如同书里的主人公，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跳上一辆任意的火车，被载往这个平坦国度的另一个地方。
“有一件我也说不清由来的事。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停在街道中间，因为我忘了要去哪里。我只是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玩定身游戏的孩子，只要动一下就算输。“你动了！”我感到困惑的原因或许是，我去哪里其实都没什么关系，我完全可能站在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我来到这座城市纯属偶然，说到底，做到底，万物皆偶然。我们许多人落到了过去做梦都没想到能看见，更别提会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可能这样，仿佛睡着在一个城市，醒来在另一个。”
杜布拉夫卡的文字穿越了时间，引发我感受的强烈共鸣。虽然她笔下自传般的主人公是从前南斯拉夫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学者，而我并不是一个“流亡者”，但我和她一样患着“思南病”，思念的是无法重新抵达的故乡，我和她一样是疼痛部的“部里人”，在荷兰时常感受着真实的疼痛感。
2018年的秋天抵达阿姆斯特丹，然后每年搬一次家，直到2021年初搬至鹿特丹。我在荷兰生活了将近6年的时间，现在面临着的人生的分岔口。国内的朋友偶尔有人问我，“你计划要留在【那边】吗？”或者是，荷漂的朋友问我，“如果离开【这里】，又有什么打算？” 我哑然失语，给不出任何回答。直到我看到疼痛部里的文字，杜布拉夫卡替我解释了我的失语。
她说，研究移民的人类学家用卧底这个字来描绘看似完美融入进新环境的外来者。这些外来者可能在会在一段时间的顿悟之后怀抱着回国的美梦，但是回国后再度回到他们卧底多年的土地，重新适应。
“两番折腾过后，终于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许多人过着两条平行线一般的生活：他们将脑海中的祖国投射到暂居的异国，再将投射的影像当作真实的生活。”
而我从未在荷兰的土地上当过卧底。我总是无意识地抵触着学习这门语言，固执地和三明治文化对抗，身体僵硬地骑自行车，暗自在荷兰的街道上寻找和我一般呈现出紧张身体状态的外地人，亦或者是偷偷旁听市场上拉着帆布购物车的阿姨们讲的粤语，把这熟悉的乡音投射进我的“暂居”生活。这些年来，我既拒绝归属于【那边】，但又拒绝归属于【这边】。我漂泊着。我离开我的土地太久了，我已经不属于那里；但我也拒绝我暂居的土地，我从未融入这里。
这种真空的生活，甚至不比杜布拉夫卡笔下流亡的学生们的生活实在有效，只有日常生活里微小的疼痛时刻提醒我，我和他们共享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经历。我惊讶，90年代给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失去故土、记忆和语言的人们感受到的巨痛，竟然也在我身体内部掀起了那么大的波澜，哪怕我的经历不比他们的千分之一。但我目睹好多好多的相似，跨越30年，今日今日装模作样的庇护，和社会傲慢无礼的区隔，仍然在给许多人带来疼痛。原来我属于疼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