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荣耀与帝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的血肉铺就而成的。而人民口中轻松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论在哪个国度，都离不开屠杀与冤案。
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篇文章在闪动，我依稀记得，在三年前，我才刚上高中那会儿，历史试卷里选了几段钱穆先生的话语，很是喜欢，于是顺藤摸瓜的追到了先生的那一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去。
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是平心客观的检讨，与辩证的去看待历史。这一点是史学家们常提的，但要做到，却是再难不过的事情。
后来年纪长些，开始读莫言、石黑一雄，甚至是写《中国社会史》的谢和耐老先生，渐渐懂得，很多时候，并非是我们不愿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去检讨，而是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之中，所以永远无法窥得青山全貌。
上文提到的这两个作家，都在书写民族伤痕，他们与赫塔米勒一样，是某个时期的受害者，他们都不愿意遗忘过去那段历史，所以选择记录。
高二时读完了《红高粱家族》，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然记得那种惊愕，书的末端描写的东北高密乡县随风舞动的红高粱，似乎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了，一如此时我脑中浮现出的赫塔米勒书里的手帕和天堂钥匙，那是某种象征着残痛的意向。
一年前，我写下了“历史是以无数人民的血肉铺就的鲜花道路，路途下淌着红高粱红成血的海洋。”，一年后，我在赫塔米勒的书里读出了相似的痛感。
但莫言区别于赫塔米勒、石黑一雄的地方在于，他仍然生长于红高粱的土地上，他并不像石黑一雄和赫塔米勒一样远离亦或是逃离了那片伤痕累累的故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的观念如此不同，赫塔米勒在沉默的批判，石黑一雄在平静的叙述，而莫言，却是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去赞扬。
罗马尼亚曾经是殖民地，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人认为《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与《1984》有相像之处的原因，《1984》的反乌托邦与反极权是很显而易见的，乔治奥威尔通过塑造戈德斯坦这样的老大哥来写书写一个极权的、专制到极点的空洞平行时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的“国王”和老大哥是有相似之处的，同一种制度，同一种个人崇拜，同一种熟悉的掠夺。
“人民在不停的说话当中，死亡被抛到生活后面，而不是躺在生活的下面。”
赫塔米勒如是说，在书里，她几乎是呐喊着问出——
“这些家伙难道从来没有怕过自己吗？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毁了多少人，他们凭什么将成千上万的人流放，这脚下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被驱除出境的人，将永远无法回归从前。”
而赫塔米勒，就是那个永远无法回归从前的“流亡者”，甚至在她到西德以后，那些人仍然如鬼魅般在她身边游离着。那些人警告她不要再写，她笑着笑着就要流下泪来，她问道——
“你们知道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芜，它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
在柏林的苍穹下，她仍然是局外人，在罗马尼亚时她就是那个孤家寡人，父母为她写下的文字感到羞耻，无比后悔供她读书，认为她让家族蒙羞，但到了西德，总有人问她，你是哪里人？当她答道：“我是罗马尼亚人”的时候，人民多半会夸她一句，“你的德语说得真好。”
但其实在罗马尼亚，村庄曾经以德语作为通用语言。
她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但正是这种尴尬成就了她的“反叛”，用德语书写罗马尼亚的独裁、专制、黑暗历史，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和村上在写《且听风吟》时为了抛却日本二战前某些固有的日式写作风格而用英语写作，是有相似之处的。
用母语书写自己的伤痛，总是免不了被局限。
你很难去言说那是什么一种感觉，就像赫塔米勒在书中写她企图通过溺水达到自杀目的的片段——
“死神在向我招手，我做好了起跑的准备，在几乎得手之际，细小的地方却不愿意配合。或许那就是心兽。”
而后，她和朋友讨论，在罗马尼亚语中，“水尸”是不存在的，也许这正是她不能溺水身亡的理由。
很多时候，母语是住在我们血液里的一味药引，也许会在异国他乡时唤起你灵魂对于那片故土的记忆，也许会在你提笔控诉这片土地的罪恶时使你难以下笔。
关于赫塔米勒，读完她《拖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和《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以后，我想我甚至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概括我对她的感受，我只能说，她的作品屡屡让我感觉那是神迹，她让我相信，写作可以是部分人类的本能，就像吃饭、睡觉、排泄一样。
“我将经验转化为句子时，一个幽灵般的迁徙开始了。事实的内脏被打包成词语，学着跑步，跑向未知的迁徙目的地。为了停留于这样的景象。”
有些段落，有些诗篇，恍如梦呓，但梦是人休憩时作出的本能反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你沉浸于她的梦呓时，她想画给你的那个梦，就已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