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秋天，纯粹得仅见的诗人顾城遽然自绝。一株奇异也是硕大的秋菊堕地，带着血氛，但同时绝对显现着静美。因为顾城及其诗，在八十年代初就凸现在文学和青年面前，他死后，他的生活及情感世界之谜很快被渐次揭开，我于是很快形成了对顾城之事的全部感觉（一切评价都在其中）。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深刻的，细致入微的。早就想把它写了出来，但似乎是浓郁了一些，需要起码的时间来积淀，于是一直没有动笔。现在我已看了一些主要角色的全部“申诉”，我发现，这些资料并没有改变和超出我最初形成的全部感觉。
我对顾城的关心，决不是凑热闹。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很大的热闹。中国热爱、关心诗歌的人没有欧美多。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仍然有一流的诗人。有一流的诗人而少一流知音，这就有些矛盾，这个矛盾是为数不多的诗人容易发生悲剧的社会根源。
重提顾城之事，更不是参与对一个名人的新闻变故的津津乐道式的讨论。直截地说，是对人性中与诗结缘的部分和艺术中最初纯的部分的探究。顾城之事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这种探究百年不得、千年难遇的标本。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顾城的形象和他背后曳着的影子，将越来越值得善于思想的人们去寻味，顾城那种童稚空明的艺术和艺术哲学将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越来越被人们清楚地认识，顾城在世界艺术殿堂中的地位需要我们的想象力。
顾城是痛苦的。他的痛苦，不仅是纯真颠狂的性格和作为诗人的痛苦，致命的更是他清醒时的理性的痛苦，是的，他的理性的痛苦。这几乎被人们忽略了。顾城不光是有着极端的童心和诗才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一定入世才能，甚至某些世俗生活本领的人。“他可以在课堂上讲自然哲学，评价诗歌，回答各种隐含锋芒的提问。”（《英儿》）顾城与“英儿”、谢烨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诗人的精神世界与世俗的矛盾，世俗的这方面自然包含着很多世俗的目的和追求，最后又衍生出残忍和阴谋。我要提出的是，顾城是意识到自己的疯狂性格的。“一个人能理解自己的疯狂荒谬，同时所有理性又为这疯狂服务，一步步把生命推向极限，这就不仅仅是疯狂了。”（《英儿》）他甚至清楚他的才能、价值：“我不得不为他惋惜，因为他毕竟是我遇到的少有的、一个有先天才能的人。”他最后意识到英儿在“利用”他这一点。他提到英儿在北京恋着别人时又说爱他。他甚至可能已发现了他妻子可怕的“城府”，他发现了作为最能停泊他灵魂的港湾的妻子的某种考虑。他发现了。
关于顾城之罪。一些资料已证明，顾城并非“杀”了其妻。谢烨命结于他，该怎样看待这件事？有人说，什么诗人不诗人的，他是失去良知和理智的凶手，只是一个凶手而已，他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他是法律面前的罪人。这样的看法不能就算错，但不尽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个人的顾城，他及他的妻子们已经不再受原来所凭依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他们（不是他）寄身于一个新的国度，而在这个国度，也很难说他们就全然确认并接受了那里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伦理、道德、法律、社会上，他们似乎处于一个边缘状态。在人性与非人性、人情与非人情的界定上，正常人与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但这个前提比较难以确定。作为诗人的顾城，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无论怎样谴责他，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顾城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存在的。这个必然的推论提醒我们，现实的前提与历史的前提并不是一致的。现实中，我们要把顾城首先作为一个人看待、要求，在历史的卷册上，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历史是大海，宽容一切，尤其善待诗人，就如人们宽宥屈原的自尽和普希金的决斗。至于谁是诗人，甚至不由知道他的人的多寡决定，说个模糊一点，也是由历史决定。
《英儿》太真，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有不好的东西，可是让人又觉得它美极，简直是给了文学审美和整个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登峰造极、难以言尽的宝库。《英儿》的形式太美了，是梦，是真，是水，是云，是风，是雨，是树，是花，是小说，又是诗，既规整又自由，既伤残又完美，是自然化育出来的美的舒卷自如的表现。它是世界文化画廊里的又一个放射玫瑰色霞光的奇峰。文学的形式美的全面和最高的追求似乎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