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装腔启示录》的第二集，女主的上司邀请女主和客户去家里吃饭，在对美食进行了一番夹带名地域名称的评鉴和对哲学的高谈阔论后，她们三人看起了电影。观影的过程中，三人昏昏欲睡，强打着精神支撑着眼皮不要合上。过后女主把这段可怕的经历向男主吐槽，男主追问电影的名字，女主愣了几次，硬是没能回忆起电影的全称。
这部被拿来“装腔”的 电影，便是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卢布廖夫》。日常生活里，我们很难看见塔可夫斯基和他的电影，好像除了电影展，教科书之外，在其他地方他的出现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装”。毕竟，在都市忙忙碌碌的人们，谁能耐下性子，去观看一部漫长的，没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单调枯燥又让人昏昏欲睡的电影呢？坦白说，我也只看过他的《索拉里斯星》，他的《乡愁》《伊万的童年》等等代表作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看下去，虽然没有足够的积淀和修养去领会老塔电影的魅力，但是他的访谈录倒还是可以读一读。看不下去电影，就不必勉强，不如抛下电影读书去。
这本访谈录涉及了方方面面，老塔的家庭，童年，和父母的关系，对作品的解读，对电影角色选择的标准，对黑白影像的评论，对电影诗意的诠释，对暴力和死亡的看法，对音乐的高度赞赏。他不善交际，不喜欢聚光灯，对记者的采访稿也不会完全满意。他喜欢杜甫仁科、布列松、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导演，他被土地吸引，喜欢马，沉迷于水元素，并不断表现扩展延伸它的意义。
某种程度上说，老塔给我一种矛盾的感觉，在访谈里他多次强调电影不需要解释，要赋予观众 自由，让观众遵循自己内心的价值解读电影。但是我又没见过哪个电影导演像他一样如此细致入微且不厌其烦得对着采访者诠释着他的电影中的细节、镜头、色彩、艺术表现、人物形象、心理活动、道德隐喻等等，感觉恨不得把自己的电影掰碎了喂给观众，而这样无疑又会缩小观众的想象和诠释空间。这里允许我做一个大胆而不负责任的假设，作为电影导演，老塔希望他的电影能够被观众看见，被讨论，希望电影能够触发、打动观众的心灵最深处最遥远的部分。而一万个观众会看见一万个塔可夫斯基，在渴望被观看和解读的同时又不希望他呕心沥血的作品过于偏离预想的轨道。拍出一部电影，让大家随意解读，这是表达的欲望；拍出一部电影，又亲自解读，这是被理解的欲望。也许老塔渴望表达，更渴望被理解。
我对老塔的失望主要是他对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态度，《象征主义的敌人》一篇非常精彩，或许受困于时代，也或许生为苏联男性，老塔对女性主义的态度是保守的，傲慢的，固执的，自大的，就像是厕所的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在我读过的诸多电影导演的访谈中，老塔是提到精神、心灵、信仰的最多的导演。在他心中，导演是诗人，是作曲家，电影是一种介于诗歌和音乐之间的艺术，一种直抵人心的艺术，是铭记时间的艺术，是用诗意的方式解读美与道德，而非仅仅是感官的即时享受，更不是娱乐。他喜欢人类精神的抗争与伟大，没有精神就不会有艺术，他说“我认为人类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努力从精神上战胜自己，成为与自己出生时不一样的人，不断成长。漫漫人生，从襁褓到坟墓，倘若能实现此目标，纵使艰难，或者只有微小进步，我们也不枉此生。”可以想到，精神的力量在老塔的电影中占据着最高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电影是一层薄薄的外壳，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艺术的手段，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才是他想要表达的充沛的内核。所以，当现代人越来越看不懂老塔，越来越把他当做某种符号，甚至某种“装腔”的手段时，就越是凸显了我们内心的空虚，精神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
塔可夫斯基并非完人。电影高度的艺术性和心灵性决定了他会被放进电影的庙堂受人朝拜，也决定了他的作品注定只能被极少的一小部分欣赏和理解，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需要来自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所以老塔的电影不会被时间湮灭。如果在某个时间里，当观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被贴上“装腔”的标签时，诚然有一些人确实在装，试图凸显自己与众不同，但我们更应该好好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灵魂过于空洞，已经承载不起充沛的精神的力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