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讲的是1861—1911年这50年间晚清的改革行程。50年时间虽短，但却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节点。所以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本书将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事张弛有度。
这一段历史虽然过去了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后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但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述，这依然是今天的我们必将持续探究的问题。放在中国3000年的历史长河看，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在的遗产和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去追寻。
书中认为1860年的庚申之变之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体制、国家体制，但我认为早在20年前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已开始。只不过庚申之变让咸丰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上下更是普遍心痛欲碎，它让庙堂与江湖都不得不承认维持两千年的传统秩序的所有努力都已失败，而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晚清。晚清的近代化改革就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被动启动的。这一点，晚清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如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实事求是地说，洋务运动带给过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施在那30年获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洋务运动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应肯定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中的意义。
1909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离世，晚清步入了“后威权体制”，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宣统帝溥仪形成的“三人组”应该是整个满清王朝中最弱的班底了。而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谘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晚清末年的既成架构，晚清末年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再去引领接下来的近代化政治进程。终于，武昌首义，崩塌了早已摇摇欲坠的晚清大厦。
相信看到这里，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这场晚清主导下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首先，这场半个世纪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如作者所言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慈禧太后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罢免。这条倒U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变化。在戊戌变法之后改革更是加速度地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自然很快就发生了。
晚清这场半个世纪的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主因导致的，危机感是其最核心的驱动力。所以这样的改革不但需要“开眼看世界”，还需要“正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但“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主流知识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畬和郭嵩焘的命运都是如此。
50年晚清改革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比如“满洲本位意识”在晚清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比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和胸襟的要求其实远远大过权术；比如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批评者一旦直接亲身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
改革总是始于中枢人事的巨大更迭，即使制度上的缺陷无法依赖人事上的努力来弥补，晚清改革同样如此。辛酉政变让晚清的内政与外交都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奕訢主持下的总理衙门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晚清改革的中枢。不过这只是若干年后回顾往事时，才会赋予它的一种历史意义。初期的内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皇权与官僚集团达成新的和解，这也是“同治”这个年号最核心的含义。以及平衡满汉关系也是“和解”的重要内容。一个执政者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ta是否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ta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
天津教案对晚清政局走向产生的影响，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超其他事件。自1842年的北京教案，至1911年的长武教案，教民冲突绵延了整整70年，可谓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产生纠纷之多、酿成血案之深，同期其他任何外交事件都望尘莫及，教案冲突的结果往往也是双输。 这些晚清教案表面上看是传教士（包括教民）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但究其实质则是一种囊括了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政治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即使以自由主义者口中最浅显的“民众素质”而论，也应该注意到：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愚昧，并不仅是底层民众本身的问题，单纯的归咎于底层民众的愚昧无知只是一种精英视角的傲慢与偏见。要想驱除愚昧必须倚仗正确的思维逻辑与广阔的阅历见识，后两者又必须倚仗先进的指导思想辅之以人民立场出发的更深层次的改革与更大幅度的开放，而这又取决于执政者内部权力集团的认知更新与利益博弈，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对复杂事物要想做到能够准确认知，必须有来自正确的逻辑与充足的证据。因为前者提供思维工具，后者提供思维原料。
李鸿章在1873年就说过，晚清朝廷所处的环境是“数千年一大变局”。执政者应对这样的变局，需要权谋，但更需要的是见识和胸襟。站在百年后的历史关口回看当年，结论无疑是悲观的。比如在1878年，武举的存在对提升清廷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已几乎失去了正面价值。但包括武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们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所谓“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实际上就是给民间游勇提供一种进入体制的途径，以免他们成为朝廷的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古老的统治术。但对慈禧太后来说，内部维稳才是武举之事的“大体”，至于武举能否与军事体制的近代化改革接榫并不重要。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晚清军事改革在“练兵”与“制器”之外，始终无法再进一步的核心原因。因为再进一步，如实施国民义务兵制度，实施军官培养、拔擢、退役制度等，就会触及体制层面的东西。在慈禧太后看来，这种触及与废除武举一般无二，会破坏晚清朝廷的内部稳定。在统治术和强军术之间，慈禧太后坚定地选择前者，这是她的见识不足导致的，也是她的胸襟狭隘导致的，但更是她的阶级立场所导致的。
1884年的甲申易枢也是同理，英国的《泰晤士报》认为“这是一场突然的政变……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新时代的开始”，但它并非“突然”，只不过是量变到了一定就引起了质变。因为矛盾的爆发永远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往往是过往多个事件积压未爆在眼前这件事上集中爆发。 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作为真正身在局中亲手参与推动了洋务新政的一线操刀手，非常清楚以往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含金量其实很有限，而这和当时朝野上下对多年改革成果的盲目性乐观又是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甲申易枢就不是“突然”了。可惜所谓的“中兴自信”不过是一种幻象，晚清的腐朽体制决定了它的一切自强改革都终将沦为镜花水月。
正如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不是“突然”。赫德就告诉过严复：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每一朵花都得开在一棵具体的树上，只有树的根干枝条坚实繁茂，那花才能开得璀璨，那花才能结出果实，那树的寿命才会绵长。欲让北洋海军强大，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的政治土壤，造就相宜的政治环境，眼光只放在北洋海军上，而不从“根本求之”，是不会有结果的。
李鸿章自己也知道北洋海军这朵近代之花，被嫁接在晚清帝国这根日趋干枯的枝条上是难以结出什么果实的。甲午之年后，李鸿章闲居贤良寺，回首前尘往事，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纸糊的房子没有根基，一如缺失了土壤的花朵无法结果。1896年8月，李鸿章出访欧美，抵达伦敦时与琅威理有过一次长谈。李再次邀请琅威理前来中国，琅说自己“或多或少”愿意接受邀请。可惜的是，北洋海军已成过眼云烟，李鸿章本人的政治生命也临近回光返照了。
甲午之败之后，高居庙堂之上的奕訢、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光绪帝对其都做了反思，但这不过是个案，催生不出“对‘改革’进行改革”这一应有大变局时代下应有的共识。批评与否定之外，比如接下来的“改革”将向何处去，多数人一片茫然却又不敢提起，直到4年后的戊戌变法才将这个问题公开化。原因正如严复所说晚清统治者力图使历史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平衡。
不过在针对甲午之败的反思里，已有江湖之远部分知识分子将清廷视作了革命对象，他们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序幕，然后死于变革完成之前。 受甲午之败这一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部分江湖民间志士生出了一种新认知：救亡图存之事断不能再依赖清廷中枢。 于是就有了扑朔迷离的“湖南腹地自立”。所以，1897—1898年的“湖南守旧派”与康门弟子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什么顽固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群同样认同改革，却对需要改革到何种程度存在巨大认知分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在北上之前，谭嗣同与友人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称“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三户亡秦”四字，足见谭对清廷旧体制的态度。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面对屠刀谭嗣同拒绝逃亡而是在给同志毕永年的诀别信中写道，自己已决心“引颈”待死，希望毕氏志气不坠，在海外“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准。他还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了梁启超，希望梁能够将之刊印，并勉励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但“无以召后起”一句，后来被转向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篡改成了“无以酬圣主”。这种篡改，极大地矮化了谭嗣同这样一位无双国士和他那为理想不惧杀身灭族的伟大精神。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种虚假的“呼应”，也让戊戌变法的本来面貌发生了扭曲，进而严重影响到后世对它的反思。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时，他念念不忘的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满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而是中国由封建君权走向资产民权的社会转型何时到来。这次来去匆匆的戊戌变法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改革，它的失败既不能简单地以“顽固派的镇压”来解释，也非责备康有为“志大才疏”便叫人满意了，它的失败实际上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失败结出来的一枚畸形苦果。 结合现实思之，不免让人一声轻叹。处在政治经济发展的临界点的上一个🐉年最终扭捏不已后交出的答卷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在多年改k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加深的阶级矛盾和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无法化解、不能调合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一种必然吧，这样想来倒也释然了一些。 毕竟，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这向前进的脚步不会为任何一个统治者选择停下甚至稍微伤感。
所以，1900年“庚子之变”带来的对清廷中枢决策层的绝望感，是既弥漫于“庙堂之高”、也遍布于“江湖之远”的。 可此时的清廷却依然做不到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而是还在以改革之名搞假改革，因为自我反省、自我否定，是极需要见识和勇气的，这些是清廷所欠缺的拥有不起的。
在1902年，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马叙伦、邓实、曾鲲化等人都关注到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传统史学只见一家一姓不见民众、只见统治者、不见被统治者。次年元旦那本稚嫩的《中国历史》的序言里，曾鲲化深深地祝福所有的中国人，希望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冲破障碍扫除魑魅魍魉，能够以“国民”的身份“出世”，得到他们所期望的“活泼自由之真面目”。
在庚子之变后，清廷内部的裂缝仍在加深。体制内，张百熙与荣庆们围绕着“西学”与“旧学”仍在纠缠不休；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们无视庙堂对忠君与尊孔的执着，背道而驰发出了“中国有历史乎？”的沉痛反思。所谓“清末新政”远不足以挽回他们对清廷的认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大多以满清王朝的不存在为前提。步入20世纪的满清王朝弥漫着浓重的失望情绪，许多人对它已然绝望。绝望催生异心、异心催生极端。社会心态层面的这种剧变，已非政治学理所能纠正。
1905年，慈禧太后宣布废止科举。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中，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通过不断生产流水线式的所谓“人才”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废止科举就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立国之术已经破产，也意味着晚清政府的传统统治模式走到了尽头。 之所以说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以官职为诱饵的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满清王朝不是，之前的王朝也不是。关于科举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李世民的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早已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集团，利用他们的见识和能力来造就盛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太后的表述，就要精准得多了。朱元璋说，“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慈禧的看法与朱元璋高度相似。1898年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奏请求改革武举，欲放弃冷兵器项目，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并停止默写古老的《武经》。结果被慈禧太后以懿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其实也是幻象，清廷军队的武职，出身行伍者远多于出身武举者）。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不止朱元璋与慈禧，到了庚子之变后，体制中人皆明白科举制度的核心作用不是选拔“天下英雄”，而是羁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所以科举的废止势在必行。
革命党人徐锡麟被清廷处决后，冯煦撰写了一副对联，题于安庆大观亭里。对联内容是：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来日大难”云云，显示冯煦对晚清的未来非常悲观；“英灵不昧”一句，更显示他虽因立场不同成了审判徐锡麟之人，但内心深处却对徐的所作所为另有一番认同。站在徐锡麟的墓前，想到晚清之必亡与革命之必胜，想到徐此刻是逆贼，未来却是功勋烈士，想到自己今天是审判者，日后却难免被清算，冯煦心头茫然，百感交集。审判官对被审判者的敬重与同情，意味着清廷笼络士绅的传统手段已然失效。这种失效，不仅发生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也发生在冯煦这样读圣贤书出身的旧式知识分子身上。清廷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逆流。而在程德全、端方、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这里革命不是改良的对立物。相反，革命成了改良的重要的推力。
而此时临近生命终点的慈禧太后，也深知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到了今天已是改的破败不堪、人心离散、大厦将倾，变得心灰意冷、垂泪叹息。自庚申之变以来，她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忠实守护者”，皇族内部也高度认同这一点。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她兢兢业业地为晚清政权支撑了近半个世纪。她支持引进洋人的先进器械和先进技术，同时又坚持抵制各种制度层面的变革，不肯轻易废除科举，不肯改组中枢决策机制，不肯分权给地方，不肯赋社会以民权，皆是为了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这样的她绝不会认同“清帝国实际上亡于慈禧太后”这种历史评价，因为自1861年垂帘听政开始，她与一众“中兴群臣”一起成功地带领清廷蹚过了无数内政外交上的险关，她已为维护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的统治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如果说清廷是亡于慈禧太后，那也不是因为恽毓鼎所言的她“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而是她无见识、无胸襟、无力气去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政治人物对时代的影响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是见识、胸襟、权术与实力。在历史转折节点和社会转型时代，又以见识和胸襟最为重要。权术与实力决定了影响的力度，见识和胸襟决定着影响的方向和深远。方向错了、走向不对，影响的力度越大，损害往往也越大。慈禧太后一直在与时代角力，而非与时代合作。 最终，她没能将自己变成一个卓越的近代人物，也没能将晚清政府转型成一个近代国家。慈禧太后既作为封建王朝的守墓人，又逼出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1911年10月4日，清廷颁布了国歌《巩金瓯》。乐曲选自康乾时代的皇家颂歌，歌词由严复于9月28日创作完成。但金瓯已无法巩固。《巩金瓯》国歌颁布后六天，武昌起义爆发；颁布后四个月，溥仪宣布退位。从1861年启动改革，到甲申易枢自认为实现了“同光中兴”，再到1911年土崩瓦解，晚清政权以一种过山车的方式走向了灭亡。
秦制政权的灭亡同样有规律可循。它们或亡于外敌的压迫入侵，或亡于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或亡于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如出现规模较大的流民集团）。作为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晚清政权的灭亡也是如此。事实上，在1861年改革启动的那个节点，它就已集齐了三大亡国要素。所以，它在1861年启动改革，实质上相当于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要么致力于消弭亡国三要素重新回归秦制；要么接受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变化，与之共存，因势利导从君权时代转型至民权时代。而清廷中枢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使然选择了前一条路径。所以这50年里的晚清改革，皆只是在围绕着统治术升级——引进洋人的枪炮、关税系统、铁甲舰队、公司制度、铁路与电报……如此种种，皆止于提升清帝国的统治术，而非变革清帝国的统治模式。于是，在倒改革的最后十年里，致力于回归秦制的晚清帝国，再一次集齐了秦制帝国的三大亡国要素。
秦制国家的亡国三要素齐备，清廷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武昌的枪声不过是提醒众人最后的时刻已至。对一个拥有长达整50年时间来改革和转型的秦制政权而言，最后走到土崩瓦解这一步，绝不能说是时代没有给过机会，只能说清廷中枢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错误的答案。毕竟，改革也是有窗口期的，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会再有重来的可能了，答卷也是一样，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历史不会总给重答的机会的。所以，晚清改革——改到最后必是革。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中枢于四面楚歌中颁布《逊位诏书》，满清帝国正式灭亡。对于这场鼎革，改开之后流行过一种反思，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类似称其为“革命打断改良”，认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专制，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晚清立宪。这种说法在学术界一度很有市场，在2011年这个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社会剧烈转型的最前夜，这种说法甚至对庙堂都有过影响，其中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文章称清廷已经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准备实施“虚君共和”，辛亥革命有可能转变为中国的“光荣革命”，革命党人却要激进到底，这就不可原谅、大错特错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辛亥革命不仅无功，简直是可谓有罪。但这种说法不但离谱，而且不符合史实。首先，所谓的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其次，“被打断的改良”如果指的是清廷中枢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开明专制，而专制下的开明犹如风中残烛是靠不住的。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革命党人固然无意保留君主，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过必须保留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也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中断是不存在的。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其实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规则的选项。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那就只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没有变更政体的诉求，还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那就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总之，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不会再纠缠“革命打断改良”这种伪问题。其实，在晚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与其说革命与改良是一种互相冲突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一直在为后者提供动力，可惜清廷中枢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答应开窗，答应转型进入民权时代，是在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之后，亡羊补牢为时太晚。可见如“革命打断了改良”这种伪反思只能提供文本上的快感，都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根本无法沉淀为可总结的历史经验与可吸取的历史教训。
作为后人，我们应尽可能地用唯物史观去审视那些在过往的历史转折和时代转型过程中拥有充分行为主动权的政治人物与群体，去梳理他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去体察他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许多时候，不做什么远比做了什么重要），去追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些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