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书的感觉很复杂。
一方面，女性model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们展示了两重意义上的可能性。一是通过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的专业成就，证明个人能力的可能性是“不限性别”的。二是证明女性靠个人能力通往成功的道路也是可行的。
访谈的组织和编排，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展现了学者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思考精进，毫无疑问让学者们的形象魅力十足。相信对于还在学习路上的后辈们，这样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鼓励。
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内学者谈起作为“女性”的自身时又总感觉别别扭扭，隔靴搔痒。大家极其愿意证明个人能力“没有性别”，但却无法回答靠个人能力通往成功的道路如何可行。比如许多学者谈及性别身份对于自己的取得职业成就的影响，归纳是“幸运”——这是有“成就”的女性一类非常常见的表达。如果女性的成功要依靠“幸运”，那“不幸”是否更值得谈论？类似的问题，在对谈中总有一种浓浓的回避感。
正如张莉教授在访谈中引用她在作家性别观调查报告中的发现：女作家们总说要克服自己的性别意识，而男作家则会反问，为什么要规避性别意识。
作为职场女性，我（自认为）非常理解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的女性对“女性”前缀的警惕和抗拒。如书中所说“这几乎成为女性想要做成大事的自觉前提”，“没有哪个人愿意一直被禁锢在别人给的性别身份标签之中”。尤其在事业打拼最关键的青壮年时期，这样的标签带来的风险是看得见的（虽然你想“规避”也未必有用）。
这本身似乎映照了当下“女性主义”认知混沌的现状。舆论场上吵得多么不可开交，也不过是男女双方焦虑的宣泄，没有方向性。“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不能直面的立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回避、推脱、辩解，掩饰，欲迎还拒。并且这一点在学者和中产女性身上似乎更加明显。
张莉教授说：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不再拒绝女性身份。她们出走，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带给了她们伤害与蔑视，她们回来，又往往是因为重新发现了女性或者说是性别的意涵。
这样的线索在接受访谈的学者，尤其是国内的学者身上似乎也成立。戴锦华老师，作为50后，也是其他人谈到影响自己的前辈女性学者时被cue到最多的人，至少显得更为坦诚：“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遇到过许多引为知交的女性主义学者，其中不乏国际明星学者，我始料未及地发现，类似的隐痛和隐秘竟然是我们共同的经验“。
在年轻学者身上，这样的坦诚难得一见。是年轻一代更潇洒，问题不再是问题了，还是因为无意识的回避？（基于决策成本的巨大差异，我确实不相信女性能有未经艰难思考权衡的潇洒）
在我看来，深入谈论女性身份带来的个人经验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经验的阐述，无法建立起深刻的连接，无法感知“系统”“结构”是如何在隐秘地发生作用。但这无疑又是极其艰难和痛苦的，它可能需要让你直面自己对系统的妥协，否定之后还能够再在现实中建立起新的坐标系——和逃避比起来，这未必是一条通途。戴老师说：我此生最大的任性，是坚持着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我自己“输得起”。——这仍然是一种“幸运”，但至少是直面惨淡现实后勇于向前的一种“幸运”。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产女性总是呈现出一种畏畏缩缩的姿态的原因（正如近期以“清北毕业的女性”为标签引起巨大争议的舆论事件）。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冒犯，它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接受女性主义需要挑战自己的内心秩序，宣称女性主义则是挑战社会秩序。谁能自信拿捏好这样艰难的平衡？中产虽然也是这系统结构中的一部分，腾挪一番总还能找到一个位置，虽然永远比上（同阶男性）不足，但总归比下有余。挑战秩序或许得不偿失。
相较之下，上野千鹤子确实更呈现出直面问题的勇敢坦荡，以及成熟（无论是议题的层次还是丰富度）——也许因为她是专业处理这个议题的学者，也许因为年龄和阅历足够丰富，也许因为日本是一个父权条件更为严苛的环境。不难怪她的声音在国内如此受欢迎，值得。
正如一个评论所说，女性学者并不一定都是女性主义者。我确实期望着我们对性别身份的讨论能更近一步，正如霍克希尔德和上野千鹤子点到的，除了争取作为warrior的平等权利，养育和照料、家庭生产的分配才是真正的硬仗。虽然目前看来我们甚至还需要在身份确认这个环节里来回游荡许久，但我相信女性主义足够宽厚，它会在问题的那一端等待直面困惑的人们走过去，开始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