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阅读了葛剑雄先生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这本书算是葛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成书时间很早，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这本书现在读来，其中的有些观点不免啰嗦，因为这些观点早已经成为共识，但联系当时的时代，“文革”思想流毒还未完全肃清，“改革开放”正是争论不休之际，若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提出，这本书别说出版，恐怕葛先生本人还得扣上“叛国反革命”的帽子。因此这本书在当年的出版，可以说是晴天霹雳了，甚至于今天，其中的许多观点，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统一与分裂”的看法，包括一些讨论研究的方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葛先生在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问题，那么在讨论过程中势必连带出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定义问题，“中国”定义不明则分裂统一的对象无从谈起。所谓“中国”的定义包涵太广，可以指疆域上的中国，也可以指民族意涵上的中国，还可以说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这三种中国相互联系重合又不完全一致。第二个是“统一分裂”的定义问题，“统一”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这涉及到我们对传统意义上历代统一王朝的认识，至于“分裂”与“分治”、“分封”的区分无疑也影响到我们对于统一的认定。第三个从统一与分裂出发，葛先生更深层地讨论了统一疆域为何有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何以长时间不重合；游牧民族三次南下，中华文明为何不绝等问题。总的来说，统一与分裂是个极大的命题，基本概念不明，那后续的讨论必然复杂矛盾，分歧众多，不能绝对地说，葛先生的定义一定正确，但至少从此出发，我们看到之后的一系列问题在葛先生的体系下得到了合理的解答。
一、“中国”的概念和疆域变化
根据考古资料，目前所见的最早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文，上写“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是周成王时的记录，这句话可与《尚书》中的“黄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相印证，同是西周建政时的记录。所以“中国”一词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而“中国”一词的本意讨论虽然本是训诂学的内容，但若不明其原意，那它的含义流变就不能说清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也就无从讲起。
“国”原本是一个部落的聚居地，相传大禹在涂山召集各国聚会，参加的有“万国”之多，以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和大禹本人的影响力看，若非“国”为一城或一村的概念，“万国”之数就是虚指，极言参加国之多。但是武王灭商，分封诸侯，仍然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数目精确，那么“万国”也极有可能不是虚指，所以“国”在当时的概念下，应该是一个自治县或者自治村。
那么分封已定，长幼尊卑得分，“中”的意思应该是居中，所谓“中国”自然居天下中枢，“中国”最初就是指代京师。西周时，中国就是指周王所在的丰、镐、商时京师的殷再加上成王时所扩建的洛邑。至平王迁都为止，西周存在近三百年，“中国”这一称呼，也就明确指代这一片地区三百年，由以前的政治意义扩大到了地理意义成为理所当然，而渐渐地，其原先京师的意义反而淡化。到了春秋之时，诸侯势力强大，“中国”的含义就不断扩大，包含了晋、郑、宋、鲁卫、齐等国所在地，也就是说扩大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国力并不代表能获得“中国”的资格，楚庄王问鼎中原，但是楚地仍然被认为是荆蛮，原因就是楚地的文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不同，没有得到该地区所在国的认可，基于民族文化观念的“中国”观在那时也是存在的。并且这一“中国”文化概念夹杂着强烈的民族含义，甚至一直影响到清朝，这是“中国”的文化意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概念，“中国”虽夹带有民族认同的观念，但没有明确的血缘界限，也就是说，外族只要认可并且愿意主动融入中华文明，是可以进入“中国”的。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同化可见一斑，今天已见不到中国境内有匈奴或鲜卑等民族，蒙古族和满族也早已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
因此，“中国”这一概念在地理上是有相对明确区域的，在“战国时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观念。”之后几千年的朝代变迁，这一区域不断扩大，直至逐渐固定成形。大致到了中华民国，中国成为它正式的简称，成了国家的代称，恢复了它的政治意义，也明确了它大致的地理范围。在文化概念上的“中国”前期以民族含义为主，即汉族聚居的地方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后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文化的含义，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地区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葛先生在书中并没有讨论“中原”和“中国”的区别，但是我个人认为前期的“中原”与“中国”概念是重合的，大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为止，而后期的中原从地理上小于中国的概念，而特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在历史上相对于外族来说，“中原”就是泛指的“中国”。
既然中国是有明确的地理范围的，那历朝的疆域都不同，如今中国外交部所谓的“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历代的疆域上，一个朝代内都有很大变化，更不用说朝代与朝代之间了。就以各个统一王朝的全盛时期的疆域看：
秦朝“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
西汉疆域比秦朝扩大一些，“东北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岛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13度，西北增加了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
大唐作为一个多元开放性国家，其西域的疆土比前朝广阔，“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了单于（云中）、安北（瀚海）、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 唐朝“最西曾经抵咸海之滨，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东曾经至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在北纬18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元朝的疆域“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今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
以上疆域的变迁在葛先生观点中都不能作为现代中国应有疆域范围的证据，葛剑雄先生师承于谭其骧先生。而谭先生一贯的观点是现在中国的疆域应该以全盛时期的大清帝国版图为参照。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所谓“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原先的西藏、新疆根本不在先秦的疆域内，现越南则在西汉时被归入中国版图，若以中国朝代上的最大疆域为现中国领土显然要滑天下之大稽，所以需要一个固定标准，而葛先生认为应该以大清帝国的版图为标准。
二、统一的标准及有限性
毫无疑问，统一的意涵很大，有经济、思想、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但葛先生特别说明讨论的是“国家之间或者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内部在政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一个整体。”
在正统史观，宋朝可以算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但是无论从有无恢复唐朝疆域、辽金等邻国的存在和各国治下的汉族人民多寡还是后世元朝修史时《辽史》、《宋史》和《金史》的并立。宋朝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分裂政权。那么统一的标准就需要好好讨论了。
葛先生列举了四个标准，第一是王朝的存续不一定等于统一。第二是称臣纳贡不一定等于统一。第三是制度或文化的相似未必等于统一。第四是军事占领未必等于统一。若以上述四个标准看，正统观念上的朝代时间划分并不是统一与否的划分。这样一来所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就要打个问号了。
书中经过粗略统计，“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这么看我国古代的统一时间少于分裂时间，很难说“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还是“分裂”是发展趋势。分裂与统一的历史贡献需要更进一步商榷了。
葛先生在书中并未专门讨论了统一的历史贡献，但在我们一般的想法中，统一国家是有很大优势的。第一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统一带来和平稳定，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第二由于农业国家，开垦农田的需求，使统一王朝有能力把人民迁移到蛮荒地区，这样就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移民实边和迁虏谪戍政策也存进了民族的融合。统一能够使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第三文化制度的长时间的统一塑造了民风民俗，增进了人民之间的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但是疆域过于庞大的统一也会有问题。书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政令只下到县一级，对于更小的地区的管辖往往力不从心，靠的是乡村自治和乡绅的管理。以族为单位的村子还有族长，这一点在《白鹿原》中还有体现，可见这一特点绵延至清末。而以京师为政治中心的各个地区，地理位置远的其政令信息甚至半年才会到，这对于王朝的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真是所谓“天高皇帝远”。
书中指出“从史料记载看，越是靠近首都，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自然灾害越多，而边远地区却很少有灾害的记录。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只能证明边远地区不大可能获得及时的救济，因而灾情报告没有留下记录，或是被层层的官僚机构耽误了；或是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根本没有上报。”
所以在这种表明高度统一而实质上却各行其是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貌似的统一制度在运转的。而是有多种潜在的、稳定的势力驱动。所以改革和革命表明上可以改变国家现行的制度，但是其巨大的惯性足以维持旧制度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并没有焕然一新的原因。
三、分裂的原因及贡献
对于分裂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已经同一的政权变成几个，或者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被称为分裂。”比如战国时期的统一不是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因为西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政权。
历史上分裂的原因有很多，有游牧民族的南下灭亡了北方的汉民族政权，使该政权必须南迁从而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重复多次；也有境内地区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反抗，形成的割据势力；也有王朝末期，中央失去对地方的约束，形成的分裂政权。而书中从地理的角度讨论了分裂的原因。第一是地理疆域过大，行政效率不高，中央政权不能有效管理边疆及偏远地区；第二是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一致。政治中心即京师对经济中心依赖，如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在咸阳或长安，而经济重心在关东，所以只要控制了关东地区就极易对政治中心形威胁，秦末的起义就是从关东爆发的。唐时，唐德宗对太子大呼“米已经到了，我们父子得救了”的事例，体现了长安等地对漕运和南方钱粮的依赖。第三就是农业发展的地理需求使中央对非粮食产区关注度不高，如青藏高原、西域诸地和海岛等。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不能作为粮食产区，那么也就没有征服的必要，所以极容易形成分裂政权。
历史上分裂的贡献其实不亚于统一的贡献。第一分裂政权对所属地区的开发，往往使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第二统一政权的开发移民往往是戍卒和罪犯，而分裂政权可以带去知识分子和先进文化。第三分裂政权的岁入不用上交中央，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第四分裂政权是游牧民族三次南下，而中华文明不绝的原因。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三次大规模南下都在中国建立了统一政权，在正统史观上，当时残存的便是分裂政权了。正是由于这些分裂政权的存在反而促进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同化。三次统一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一次西晋末刘渊成王到隋文帝灭陈，前后长达二百八十五年；从耶律阿保机建辽到元灭宋，有三百六十三年；第三次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平定台湾，也进行了六十七年。这些时间给了文明和民族融合提供了时间。尤其是游牧民族意识到军事征服会带来反抗，而文化融合是最好的征服方式时，各组民族融合的进程便加快了。除此之外，分裂政权带来的分裂期是思想活跃的时期，没有统一政权的思想钳制，像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都是思想活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