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又开始翻一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但是现在的感受完全颠覆：几年前觉得木心这本书比之前读过的郑克鲁版《外国文学史》不知道高到哪儿去；现在只觉得，还是要学点正儿八经的文学史跟文艺理论。特别庆幸初三时在书店货架前看着这本书犹豫不决最后没有买，所以三年后不至于全面沦陷。
木心自己把这些讲稿视为他的“私人阅读史”，其实非常合适。当年在纽约，木心给陈丹青等一众艺术家私人授课，断断续续讲了五年，实在惹人羡慕。陈丹青私人珍藏，也没有任何问题。但老师逝世后，陈丹青坐不住了。他要让大众重新发现木心。于是将五年讲稿重新翻出，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大部头《文学回忆录》横空出世，一时风头无两。但陈丹青也在前言里说了，木心本人从来没有把这些讲稿看做是自己的作品，因为评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原创；也从来没有出版的打算。木心自己当然有好作品，但出版这部《文学回忆录》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好心办坏事。（毋宁说，又是一种“被背叛的遗嘱”。）
读过《文学回忆录》的人，大多会觉得收获颇丰。这很好理解，本来就是“世界文学史”的讲稿，过半篇幅都是文学史常识和作品概述，而且“中国的经史子集，西方的文史哲，通通要讲一遍”，人文综合大通识，读完头晕脑胀，万千驳杂新知识灌入，着实飘飘然如同脱胎换骨。事实上，这一工作不需要“大师”也可以完成。我想给木心的回忆录粉提个建议：千万别因为木心是你文学启蒙的开端，就把他捧得太高。木心有才，但没有那么伟大。在我看来，开启文学视野，任何一套及格线以上的文学史都可以做到，甚至，有一份丰盛的书单就足够了。况且该书的母本还是来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文学史常识和作品概述，早有铺垫。木心不过是倚树乘凉。这样一谈，《文学回忆录》的意义是不是又下降了？换言之，木心文学史如何能在万千文学史中脱颖而出？
因此，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读者究竟把《文学回忆录》当作一部一家之言的“私人阅读史”，还是当作文学史入门的启蒙读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才有能力以一种学术或专业的眼光，把《文学回忆录》当作一部私人阅读史看待，这建立在广泛的阅读以及诸多版本文学史阅读的基础之上。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捧起此书的人，正如初读此书时的我自己，都是毕恭毕敬，抱着扫盲的心态阅读。这样的读者，并不具备质疑木心的能力。对于非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或许是他们唯一会读的一本文学史，那么我想，就必须站在文学史的角度去进行考量。作为一部文学史，常识或知识性层面自然要严谨考究。然而木心所谓讲课，其实更接近侃大山，更像是朋友间的交流。魏晋之风，自然同考究背离。借用知乎大v“凯鹅”的举例：
木心《文学回忆录》正文第二句话：“当年柏拉图办学，称逍遥学派。”
然而逍遥学派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创立的。
再举一例。讲《伊利亚特》：
阿克琉斯退出战争，无人可替代他。他要求母亲向女神求力量，对情敌阿伽门农报仇。（P041）
“这是伊利亚特开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情节，原著是怎么说的呢？是阿克琉斯受辱后找到本来就是女神的母亲赛提斯，要她去向宙斯求救：
‘现在，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可以直奔奥林波斯，向宙斯求告’（P15，陈忠梅译《伊利亚特》，译林出版社）
没有什么‘要求母亲向女神求力量’，赛提斯自己就是个神，阿克琉斯是找她让她去求宙斯的情。
揪出这个问题，并非是我故意和木心先生过不去，而是因为这个错误至少暴露了如下几个问题：1.作者看书不精，或者压根没看过伊利亚特。即便是第一种情况，也已经不满足于“多看几遍再议论”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木心先生自己在文学讲话里提的；
2.作者可能并不知道阿克琉斯的血统，牵连着可能对荷马史诗里人物成分的构成（神，半神半人的英雄，凡人中的英雄，凡人）也不甚清楚，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伊利亚特》的命运观里非常重要之一点，就是凡人在不如天神那样永远存在的境况里，如何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永恒；
3.作者并不清楚赛提斯和宙斯的交情，牵连着可能对奥林波斯的社会关系也不太清楚，以至于只能画几个类似于‘宙斯的武器是雷电’、‘赫拉善妒、喜欢捣乱’这样非常简单的人物画像。”
也就是说，木心自己在《文学回忆录》中亲自强调，读书一定要“多看几遍再议论”，但他讲稿中的硬伤其实背离了这一原则：授课前并未有严谨的准备，也没有认真翻阅原著，更多的是凭借记忆。作为“私人阅读史”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开出版的文学史，有这样的失误则不可原谅。如果硬要说这是木心授课时的百密一疏，并不影响作品整体，那么请自行到网络上找网友整理出来的《文学回忆录》中的数十处错误。或者是陈丹青笔记的疏漏？那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他，还有理想国的责任编辑了。这么多处问题摆在那里不修订，或者在页脚用注释勘正原文的错误，就只能解释为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再看剩余三分之一的“文论”，也即此书的精华部分：木心的个人见解。读过四五部孙绍振老师文本细读的专著后再回头来读《文学回忆录》，才觉得，原来木心先生只是说俏皮话一把好手，但读此书对理解文学并无多大帮助。他的文本解读更像是一种意境式的、诗话词话式的笔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是这么写的，但王国维的解读更多是针对作品张力的高度凝炼，也有着相当明确的写作主题；木心同样只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但他讨论的文学范畴已经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而且语言斩钉截铁，并无更多延伸：比如“巴尔扎克伟大，罗曼·罗兰浅薄，《复活》是本好书”“政治是动物性的，艺术是植物性的”，诸如此类。他讨论的经典作品读者难以轻松驾驭，但他的评论却简单粗暴，不是泛泛而谈大讲宇宙人生命运，就是一些通俗易懂情绪化的个人判断，其实就是贴标签式的评判，往往非黑即白。
没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可以被一两个词语捕获的，任何比喻与概括其实都是对作品的伤害，而评论者最应该做的努力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伤害。（正面典型就是詹姆斯·伍德的评论。其实绝大多数文学批评，也仍属于高级的读者评论，詹姆斯·伍德则是以作者的姿态再次介入文本，在叙述文本中完成对文本的重构，仿佛这部作品是他同小说家本人共同写就，但这样的剖析同时又是学术的，是文学与理论的珠联璧合，读起来总是有种让人共情落泪的力量。）而看过木心的讲述后，不会记得纪德跟罗曼·罗兰的小说都讲了什么，但却牢牢记住了木心酷爱纪德而讨厌罗曼·罗兰的态度。没有基础的读者，一上来就被木心的暴论俘虏，读完以后洋洋自得，不仅背会了很多人名和书名，而且自己好像也有了跟着木心一起瞧不起雨果瞧不起罗曼·罗兰瞧不起萨特的本事，空有姿态，却并未进入文本的世界。跟着“大师”也变成了“大师”，很是能满足部分读者迫切想要成为文艺青年的心理。
直到今天，文学界也不存在一部公认的包含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的伟大通史，只有某某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很好，或是谁谁谁编了一部非常不错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回到木心的阅读现场，他一生中最广泛的阅读涉猎，都定格在少年时一头扎进茅盾书屋的时刻，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短短几年内就能通读世上几乎所有知名的文学作品，而且都能讲出点深刻的名堂，我想就是余秋雨先生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因此木心的授课，其实多为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这样的评论有出彩部分，但问题也颇多。有些是对文本的误读，有些则属于偏激的一家之言。在某位我关注的文学博主看来，他的文论并不高明，往往是隔靴搔痒，并不见得对作品有什么好解读。动不动就“最”，“一切”，“完全”；讲起东西来满嘴跑火车，毕竟是跟一帮艺术家们侃大山。随手摘录：
文学，有本事把衣服脱下来。多少有名的文学，靠服装、 古装、时装，琳琅满目，里面要么一具枯骨，要么一堆肥肉。 庄子的衣裳就很讲究，汉人喜宽博，魏晋人穿得潇洒，唐人华丽，宋人精巧，明清人学唐宋衣冠学不像，民国人乱穿衣，乱到现在，越来越乱。（P177）
该如何理解这段文字：一句话概括整个华夏服饰发展史，亦或说是象征文学形式的变迁史？从上下文语境看，大体要歌颂的是文学的内在精神与风骨，而鄙夷虚浮其外的外在雕琢，在文论界算是老生常谈。讲起来很畅快，但是又敢说有什么含金量呢？关于服饰，或许该去沈从文那本砖头一样厚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寻找答案。而关于文学，“汉人喜宽博”，不知道称颂的是歌赋还是《古诗十九首》；“魏晋人潇洒”，不知称颂的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还是繁缛的陆机潘岳太康诗风？“唐人华丽，宋人精巧”，则完全抹杀了文学之复杂：从初唐四杰的六朝遗风到陈子昂的风骨，从张若虚刘希夷的盛唐黎明到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的百花齐放，从大历十才子冷落孤寂到温庭筠韦庄闺怨绮丽……其实光是李白杜甫的诗，所谓讲究宽博潇洒华丽精巧都已经蕴含其中；而苏轼的“以诗入词”与李清照对苏轼的批评，已经标志了唐宋两代文学间复杂的交织。“明清人学唐宋”，侧重的又是那种文体？若论古文，先秦两汉散文是永久的祖师爷，永恒“影响的焦虑”，只有在诗歌层面，唐宋是当仁不让的高峰。而谈到小说，明清无疑才是最灿烂的辉煌。但站在现代性的立场，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基本属于不同的评价体系，更应该拿来与同时期的世界文学做对照，共时性的光谱更甚于历时性的谱系。因此木心这种表达，不过是必定厚古薄今的立场先行，因此需要抹去所有的细节，忽视所有需要深思熟虑的文学谱系、文体变迁、文学接受、文化语境、现代转换、视界融合、对话阐释……以古之长处比于今之短处，哀叹一种上古完满格调的逐渐遗失（论及西方，也是如此，古希腊最健康，最伟大，然后逐渐泄气）。如此斩钉截铁，没有内容，空余情绪，禁不起细究。想了解唐诗，不如读施蛰存《唐诗百话》，或者闻一多《唐诗杂论》；想读中国古代文论通论，有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或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周裕锴老师同样有《宋代诗学通论》；更具体有莫砺锋论杜甫诗，朱刚的《苏轼十讲》……要有足够广博的视野，才能造就钱锺书《管锥编》式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好的文学创作总有鲜明的独创性与私语性特征，但好的文论，必须首先放在艾略特所谓“非个人化”的传统谱系中加以衡量。
谈文论文学史算是我的专长，但要分析木心书中的文本误读，还是是没这个资格的，毕竟他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作品，我压根都没有读过。正因如此，更该警惕。已经有不少人从自己的专业细节处出发，对木心的观点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批驳。尽管不乏不痛不痒的批评文字（毕竟绝大多数批评者，包括我自己，更多时候也是带着一种姿态在批评，并没有办法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干货。这是文青的通病），但也有几则真正致命的批驳，几乎就是对大半章内容的毁灭。比如“西方戏剧不在乎伦理因素”这样的观点、关于“天地不仁”的解释、以及对老子《道德经》的解读……网络上都很容易检索到。读来都有一定道理。
当然，闪光点也不少。比如很多人赞同的一句：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P274）
这也是极好的俏皮话。但是苛刻些讲，你要是没读过《红楼梦》，木心的俏皮话和他的思想闪光点，和你其实都没什么关系的。每个人的思考都属于他自己，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偏见与暴论，但我贵在有自知之明，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暴论变成出版专著。木心的偏见，是他个人非常宝贵的财富，但被陈丹青刨出来出版成书给读者看，就比一般的文学史有更大的杀伤力。在他斩钉截铁不容辩驳的语气中，读者很容易丧失反思的能力。
剖析至此，也就没必要再强调“木心回忆录也有很多闪光点值得学习”。我对木心《文学回忆录》的警惕，是一种“德不配位”式的审视，因为它现在的地位实在被拔得太高太高。也不必讲“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木心，你能比上他几分”，毕竟冰箱制冷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把他放到“大师”这个名号下，自然要遭受更加严苛的审视。作为一位超级读者和在文学艺术多个领域均有一定成就的老前辈，他还是很值得敬佩的，《温莎墓园日记》是我蛮喜欢的一部小说集，也曾为《素履之往》中的俏皮话深深着迷。但把木心称作大师，实在是抬得很高。
摘录第四十三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一）”里的一段话，这是《文学回忆录》里非常典型的一种行文风格：
“福楼拜一定嫉妒巴尔扎克，一如芬奇嫉妒米开朗琪罗。
巴尔扎克是动，福楼拜是静的。巴尔扎克，米开朗琪罗，多产：福楼拜，芬奇，是少作的。
巴尔扎克和米开朗琪罗是精力的，苦行的，随便生活的： 福楼拜和芬奇是精致的，讲究的。
巴尔扎克伟大，福楼拜完美。
巴尔扎克的生活一点也不愉快。他是文学劳动模范。
他在爱情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种侃大山式的俏皮话，让我想起自己那些油腻而不真诚的失败的模仿木心的习作。
我曾经也是个木心的狂热粉丝，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写东西都很受木心影响。当我看到一些人批评木心时我一笑而过：苍蝇的嗡嗡作响并不能折损英雄半根毫毛。当我看到很多人在批评木心时，我有些心虚，但又认为这是所谓文化精英对大众的一种鄙夷：好像只要流行便是错的，呸。有一次在微博上看到严锋老师回复的一条微博：
@严锋：木心说得太好了，作为自我评价 //@油爆枇杷拌着面:木心评价孔子：“他是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所以虚伪，十分精致地虚伪…”
我不愿意面对针对木心如此刻薄的指控，虽然严锋老师是我尊重的学者。后来看到陈希我老师嘲笑“以木心为文学标杆的人，对其他只能报以呵呵”，我对木心的态度愈加动摇，甚至有点害怕。但是一直都不愿面对这种质疑。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不敢否定木心，其实就是不愿意否定过去的自己。
一言以蔽之：《文学回忆录》此书，公货大家都有，私货良莠不齐。野心太大，浮于表面。审视木心目前在文青界坐拥的地位，至少《文学回忆录》是过誉的。别以为中国这么多搞文学史的专家，就比不上一个木心。洪子诚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只写一本书，《中国当代文学史》，那真是文学史的标杆之作。而偏见刻薄与真知灼见并存的文学史代表作，参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摘录几句其他豆友的刻薄：“热忱，博学，很多的小聪明和俏皮话，但是创作的才气不够”，信口开河式的文学评论缺乏深度，浅尝辄止，蜻蜓点水，隔行如隔山。没认认真真地做学问般研究一番，不会有什么有深刻见解的体悟……）
反正我以后是不会轻易别人推荐这本书。想读也可以，越迟越好。批判性阅读。
最多提供一种思考方式。作用不明显。
这两句写得很木心。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
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罗兰的书宜浅读，你若深读，即迷失在伟大的空想中。”
摘录第五十八讲“二十世纪初期世界文学”中的这段话，重点是评罗曼·罗兰的半句。我想这即是木心对《文学回忆录》本身最好的注解。
这真的是一本很吊诡的书。你看，写了这么多，我也不过是在用这部书评价文学作品的刻薄方式来对它横加指责。
木心先生，我要接着往前走了。
（2017年10月16日写就，
2021年5月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