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坐在驶入尖沙咀的巴士顶层,弥敦道两侧竖立着许多霓虹招牌,它们的大小、形状和颜色,让我开始相信香港这个城市。几十部电影拍完后,谁能想到,就是这些霓虹招牌发射出来的光彩成了我的艺术及审美的源泉和度量。”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我总觉得,电影都是风水,因为这是人跟空间的关系。”我们在上海一间餐厅聊起这个话题,杜可风指了指邻桌,又指了指我,“光线这样打,你才会选择坐这里;若不是你要录音,我也不会坐这个位置,对不对?”
自4月中旬个展“如果没有你”在上海开幕以来,杜可风的日程排得满坑满谷,许多观众赶往现场,期待“偶遇”这位传奇摄影师;4月22日,“围观”人数达到峰值,当天下午《漆中之黑》新书发布会,誌屋小小两层楼被挤得水泄不通,令杜可风颇感惊讶的是,座中许多年轻人都是张国荣的影迷——“他离开时,你们才多大?”面对读者提问:“最想跟‘哥哥’说什么?”他眼里噙着泪,又一次几近哽咽,动情答道:“我爱你。”

“我在那里待了15个月。现在回想,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些西方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充满好奇,想知道这种理想如何执行、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如何相处。那时我们三人一组,天天在一起劳作,我两个搭档,一个东欧犹太人,一个非洲阿拉伯人,这个教我希伯来语,那个教我阿拉伯文,很有意思。我们三个人轮流负责管理我们的牛,修理它们的栅栏。这种三个男人的感情非常特别,我想后来拍电影也是这样,那种team(团队)的感觉最重要,不管你来自哪里,大家一起共事,胜过你们各自的背景、文化等任何因素。”
1990年,杜可风经艺术指导张叔平牵线而结识导演王家卫,自《阿飞正传》起,这组传奇“铁三角”联手打造的多部迷魅经典,点亮了香港电影工业的黄金年代。“我时常把我们想成一个爵士乐团。我提议我们一起‘即兴演奏’,创作新的作品。”王家卫曾在受访时自诩“队长”,他很少就灯光、颜色或取景给杜可风指示,因为杜可风知道他要什么,“他移动镜头时,我甚至不用看监视器,因为看他的动作我就知道画面会是怎样的。”

当然,杜可风不只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新书《漆中之黑》里,90篇灵动幽默的札记,配搭130幅照片和拼贴,不仅呈现了他对自己40年电影生涯的记录和思考,更有他周游全球对世界与人心的洞察和探索,举起摄像机,杜可风就是“风水”大师,我们对话时,他多次强调:“对我而言,拍电影的挑战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呈现内在心理跟外在环境的对比和冲突,电影就是风水,我要做的,便是用镜头联结起内外两个空间。”
“演员都很宝贝又脆弱”
“我曾与很多顶级演员合作过……一个真正厉害的演员,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我们却能感知他们每一缕细微的想法、每一丝隐忍的情绪。”
“如果没有你”展览的中文标题下印有一行法语,直译为“致敬电影、张曼玉等”,杜可风曾半真半假聊起合作多次的Maggie(张曼玉),“如果我年轻一点的话,她可能会爱上我吧?我只能在电影当中,让她知道,我爱她。”

当时,张国荣正开车行驶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他全速驶向终点。
这条镜头是事先设计好的。最后定格时,汽车的前格栅会撑满整个画面。
可他的车速特别快,刹车又太过突然,也离我太近。所以,我一把抓起摄像机,赶紧逃开了。
张国荣从车上跳下,气得头顶冒烟。他非常愤怒地说:“你知道我很专业的,Chris!”他对着我大喊:“你也应该表现得专业一些!”
我很震惊——张国荣很少这样提高嗓门说话。我也很惭愧。我不敢告诉他我被吓到了,我只是假装说自己是想保住摄像机。
“你到底在怕什么?”他接着说道,“我们说好的,你让我把车停在哪里,我就一定会停在那个点上,你就可以拍出完美的画面。我照着做了,但你没有。拜托,Chris!你知道我的。我很专业,你也应该如此!”
在《漆中之黑》里,杜可风以生动笔触记录了片场“专业且自信”的张国荣,“他是一位真正的演员,又是永远在天空中闪耀的明星”;然而,在他为张国荣拍摄的多张花絮照中,又能捕捉到风华绝代的巨星独坐一隅的落寞。

“演员都很宝贝又脆弱……他们所拥有的就是自我本身,但他们必须将这些公之于众。一天又一天,一幕又一幕。就这样,他们在角色中迷失自我……每一天,他们都仿佛是在片场度过了一生。”掌镜拍摄过无数明星,杜可风对演员抱持极大同情,在他看来,镜头攫取的“内容物”,往往都是“易碎品”。“短短几小时内,演员们就要经历爱情、痛苦、失落、承诺和恐惧。如果足够幸运,他们也会经历快乐的时刻。”
在片场的高压环境下,杜可风常是那个调动气氛的搞怪王,他逗乐演员,摄下他们放飞自我的解压瞬间。《花样年华》片场,他躲在衣柜里偷拍张曼玉,捕捉到她弯腰探头时的惊讶表情,抓拍下她嘴里叼着宝丽来相片的调皮模样。“压力太大时,我们会忍不住开开玩笑,说出、做出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蠢事……我们就这样来证明自己在做的事有多可笑。”《红玫瑰白玫瑰》片场,杜可风又记录下休息时头戴挂线电话机的“卡哇伊”陈冲,他幽默道,“陈冲在她的红玫瑰公寓里。她没接电话。”


“能量”是杜可风使用的高频词。拍摄《重庆森林》时,王菲去参观他当时位于中环的家,事实上,那也是电影里梁朝伟的家——警察663那个秘密的会“哭”的房间。“从她走进来那刻起,这个屋子就不再属于梁朝伟,也不再属于我。”杜可风回忆,王家卫喜欢“微调”演员的表演,“王菲却更在意能量本身。她专注于每个当下的瞬间。她常常只拍一条镜头。然后,她就会走向她的面包车,发动车子,很有个性地扬长而去。我们没法让王菲再拍第二遍:她已经传递过她的能量了。如果我们没能接收到……那就只好怪自己了。”


霓虹灯下,电影风水
如果没有电影,“杜可风”会在哪里?估计他还是那个名叫Christopher Doyle的水手,从此地到彼岸,流连于世界各个港口之间……
杜可风1952年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18岁时当上海员离家出走,从此浪游天下。“粉刷船身,擦洗甲板。每天,大海都能让我见证越来越多的奇迹。”
成为“杜可风”之前,他在海上三年,陆上又游荡了七年:曾在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旅社、巴黎的情趣店打工,也在印度北部挖过井,甚至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被绑架”、在印缅边境被误当成政治犯投进监狱……直至1970年代,历尽千帆再次来到香港,自称“鬼佬”的他决心学习中文,重新开始生活。
“我坐在驶入尖沙咀的巴士顶层,弥敦道两侧竖立着许多霓虹招牌,它们的大小、形状和颜色,让我开始相信香港这个城市。几十部电影拍完后,谁能想到,就是这些霓虹招牌发射出来的光彩成了我的艺术及审美的源泉和度量。”
展览“如果没有你”入口由绮丽的霓虹装置搭建,以上海国泰大戏院的一幅拼贴开启叙述,在杜可风眼里,这是“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梦的宫殿”。展中的六十余件最新拼贴,诠释了杜可风对城市、人、光影、色彩与空间的独特感知,揭开繁华都市表象之下的情绪机制。“我学会去了解自己的身份,试图拼凑出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留下许多斑斓的影片和拼贴,杜可风的新书却取名《漆中之黑》。他说,因为漆是一层层叠起来的,正如电影也是一个个字句和画面叠起来的。杜可风读过哲学家阿伦·瓦茨的多部著作,嬉皮年代也曾听过他的现场演讲,喜欢这个西方人传播的东方禅学:“以前那些知识分子用高高在上的语言,但他的解释很平实。”“漆中之黑”便出自瓦茨的表述:“黑暗——正如漆中之黑——深不可测,辉煌事物却是从这幽深中诞生,但没人明白个中三昧。”

追求“诗意”的杜可风,曾冒过丢命的风险。当年,为了拍出“对瀑布能量的赞美”,他提议让直升机高空侧飞,但仅有的燃料只能实验一次。“直升机倾斜过来,我的脸正朝下方,半个身子都悬在机舱外面。我和死亡只差这一公里了。在我和死亡之间,只有一根绳子和一根蹦极带……我看到了一切,就是没有顾及自己的恐高。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拍到了这么久以来最难忘的镜头。这个镜头,为《春光乍泄》拉开了序幕,整部电影由此展开。”
诚如法国导演克劳德·勒鲁什曾指出的,电影唯一要求的文凭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冒险的勇气,杜可风可谓两者兼备。不仅如此,他还多了一项:对人的爱。
杜可风最擅长运镜拍出mood(情绪),在王家卫那些恋人絮语般的作品之外,他也拍过《红玫瑰白玫瑰》和《第一炉香》。“张爱玲作品里空间关系特别多,比如上海、香港这样一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对人的影响,这些都很关键、也很有趣。”接受专访时,他笑着承认,“《红玫瑰与白玫瑰》比较像我对女人的了解,里头对男人的评论,我觉得最真实。这是事实,绝大部分男人都这样,尤其是我这个年代的,大概对红玫瑰就比较认同,也了解这个人物。”

水手们喜欢酗酒、赌博,在船上争执不断,但令杜可风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中国船员和水手长之间的争吵。那个船员对水手长说了句脏话,水手长掏出刀,狠狠割开了他的脖子……“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中文,我至今记得那句话。”
为了挽救那个船员的命,他们的船停靠在了香港。杜可风在城里游荡,路经一家影院。那时,他一部中国电影都没看过,只是被《忠烈图》海报上骑马驰骋的女演员吸引,就坐进了影院。正当他陶醉在女侠的世界中看得入迷,突然觉得有东西如雨点般砸在自己头上(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瓜子)。当时,气呼呼的杜可风摆出一副凶狠模样,说出那句差点让中国船员丧命的脏话,谁料,后排吐瓜子的人毫无反应……多年后,他才明白,当时香港人只说粤语,人家压根就没听懂他学会的唯一的那句“国骂”。
又过了许多年,他也掌镜拍摄了《东邪西毒》《英雄》等“武侠”作品,我问他,你对“侠义”精神怎么看?他笑笑,“跟船上的生活很像,水手在海上也需要团结,大家要一起面对危险,我要为你冒险,不是为我自己。”
杜可风喜欢海上的生活,每开四小时船,就要休息八小时,闲暇时他便阅读,“其实诗人对我影响最大”,早年主修文学的他在专访时透露,自己最爱美国诗人布考斯基,“有部电影《Barfly》,就是根据他的自传改编的。”
杜可风提及的那部老片,又译《夜夜买醉的男人》,讲述潦倒失意的“酒鬼”作家的爱情。多年后,在陈可辛的《甜蜜蜜》里,杜可风客串外教“斋卤味”(Jeremy):他上课喝酒、教学生用英语骂人,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悔地爱着一个泰妹……正如杜可风书里所写:“只有在书里,在酒精里,在床上,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真正属于何方。”现实中的他,也爱酒也风流。拍摄陈凯歌的《风月》时,他每天喝一瓶半威士忌,借着酒劲发挥出梦影摇曳的画面,他笑言,自己虽姓“杜甫的‘杜’,但我更像李白”。至于像《东邪西毒》里那坛“醉生梦死”一样令人迷醉的电影,“最好的作品都是我失恋时拍成的。”


在《漆中之黑》里,杜可风缅怀电影的黄金时代,也记录片场之怪现状。“有位演员总迟到,常常宿醉未醒……他从没背过台词,我们只好把台词写在提词卡上,但他又是个近视眼……他和女友的相处就像是一出‘肥皂剧’,而这,也成为了我们那部电影的风格。”失职演员令片场“问题频生”,完美“上镜脸”又让杜可风苦笑无奈。“尽管她才19岁,但已做了很多整形手术,我能看出她的胸部是假的。然后,我意识到她的鼻子、脸颊和下巴也是假的……我想怎么打光,就怎么打光……整形医生已经把我的工作做完了。他是个比我更好的‘摄影师’。”与之相比,“群众演员”也许更美,“一位编剧兼导演曾说:‘群众演员是整个剧组最努力的人。’我想补充的是,他们也是最友好的人,有着最为有趣的面孔。如果你尊重他们,那么他们也会很乐意与你共事。”
幻影易散烟花冷,我提了个老掉牙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杜可风顿了顿,强调道:“悲观中的乐观主义者。你一定要了解:一切都完蛋了,所以你必须乐观,对不对?在悲观中保持乐观,一定要这样。”

我们聊着聊着,话题最后“航”向了“老人”与“海”。“我很想念海上的日子,一看到船,我就兴奋,开始问自己:当初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水手?”
白驹过隙,多少人在那些如梦似幻的光影故事中长大,他们或许都忘了,曾经掌镜《花样年华》的杜可风,如今也已是须发银白的古稀老人。专访临近尾声,我想请他复述一个难忘的梦境,他只是笑吟吟道,“归回大海也许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死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到大海上,不,是回到大海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