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内战结束以来过了五十六年了，上校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而等到的东西屈指可数，十月算是其中之一。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今年上校75岁了，从这两段话可以知道他19岁的时候，布恩迪亚上校签订尼兰迪亚协议，内战结束。那个时候他把那两箱钱运到了尼兰迪亚兵营，要到了一张收据（应该是为以后做打算）。
十九年前国会通过了那条法令，自那以后他为申请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后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记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19年前，也就是上校56岁的时候国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要给当年布恩迪亚上校率领的革命军军官补偿，又过了14年，上校70岁的时候才把名字登记上去。在这中间，可能是觉得政府太扯皮，上校60岁（15年前）的时候开始聘请律师争取这笔退伍金，然而直到现在也没得到。
“我是哪一天登记上的？”
妻子一面继续祈祷，一面略加思索。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号。”
所以上校70岁的时候是1949年。
这时，镇子上响起了一阵阵丧钟声，上校早已把今天要出殡这事忘到脑后去了。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摘下吊床的一头，卷到门后的另一头上去。女人想起了那个过世的人。
“他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她说，“四月七号，正好比咱们的孩子小一个月。”
上校儿子出生的时候是1922年。九个月前，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因为秘密传单被枪杀。此时上校75岁了，已经到了1954年，算起来儿子32岁，还没成家。儿子死了之后，上校夫妻俩失去了经济来源，此时两人都是年老体衰，多病之身，既无晚辈供养，又没有养老金兜底，只盼着政府许诺的空头支票，你说，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