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曾于1987年出版了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1994年被译成中文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2005年又被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已经开始对义和团运动的源流进行讨论，而周锡瑞这部著作名为“起源”，实际却是试图打破“起源偶像”。“起源”的讨论无疑促进了中西方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对话，义和团运动在发生时已引起全球关注，周锡瑞等海外研究者的西方视角，让义和团运动被放置于世界历史研究中，其视野也被扩大。《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至今，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巨大。
时隔16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决定挑选部分经典论著再版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位列其中。义和团运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它发生的背景已无需过多说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不管是中外关系还是民族矛盾，如何处理，依然是个复杂多变的难题；时至今日，义和团运动研究在国内同样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读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都有一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别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周锡瑞早早地把口述历史调查、区域研究用在了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上，对义和团运动发生地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各方面考察，得出的观点也与中国史学研究对义和团运动源流的看法不同。
首先要说，中国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看法，主要认为义和团是义和拳直接发展过来，且与练习武术的民间结社以及反清的秘密宗教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但在西方研究看来，这样的结论存在给义和团运动“寻亲”的局限。周锡瑞则认为义和团的兴起和传播与它本身的标志性仪式有关，这些标志性仪式又与华北农村的民俗文化息息相关。这便构成这本书重点探讨的内容，由此，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的华北一带各方面历史面貌也会一一展现在书中，除了义和团，被认为是它前身的大刀会、梅花拳和神拳也在书中被详细论述，那些看似不相关的历史信息，被周锡瑞精彩的叙事笔墨串联成有发展脉络的历史因果，而存在于民间信仰与神话中的“降神附体”仪式是联系起这一切的核心线索。
其次是为何迷信的仪式让义和团能在1899-1900年间传播、迅速扩散和发展起来？简要地说，义和拳兴起主要有以下的因素：列强沉浸在“瓜分”中国的兴奋中；三县交界/插花地，法律真空地带；成员尚武；地方自然灾害与经济低迷、重税；更重要的是，外国传教士在当地设教，利用教民争夺当地权力，而教民也以此“仗势欺人”，外国宗教在当地可以无视法律，十分轻易插手当地纠纷，而义和拳成员所在地，地方士绅力量十分薄弱。要知道，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他们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协助朝廷或地方知县维持地方秩序。义和拳在没有被赋予更多神秘力量或宗教信仰色彩之前，他们曾是地方士绅维持秩序的力量（团练），一旦这些主持地方的力量不足，且外国力量入侵并抢占地方权力时，地方社会也会有所反应。
让拳术带有民间信仰色彩，无疑是与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基督教）相对应。巨野教案与冠县梨园屯事件都在反映着中外矛盾不断在激化，尤其外国教会总是赢得容易。反洋情绪由此也不断滋长、高涨，一次次反洋教事件与被镇压、拳民继续反洋伴随而生。
那么，义和团或其他民间拳民组织对外国是否真的产生影响？鲁南红拳反洋教案让德国有所收敛，外国的收敛也鼓励了拳民的“斗志”，周锡瑞在书中虽提到美国要求在华公使严惩涉案地区的地方官，“保护传教士和他们中国的教民”，反而燃起了“神拳”在华北之火。直至义和团运动向津京地区蔓延，列强各国才开始真正重视这些事件，但他们的做法只是派出军舰驻守大沽要塞，反而激发了津京排外情绪。
清廷如何处理？一边是华北农村广泛支持的义和团，而且他们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另一边则是列强军事力量以紧逼北京，处理不当，后果都不堪设想。袁昶因为反对义和团被处死，大量拳民在津京聚集也影响着朝廷的决策和在华使馆的安全。众所周知，清廷最后决定动员义和团排外打教，于是伤亡人员从教民到外国人，外国人的物品也遭到破坏，外国最终决定跳过清廷来解决拳民，用枪火让“刀枪不入”的拳民倒下，屠杀、强奸、放火、掠夺变成外国报复的手段，屈辱的《辛丑条约》让义和团运动拉下帷幕。
尽管当时清廷下谕旨要求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抵制外国人，具体实施仍看各地总督巡抚的态度。我们已知南方总督们让他们所管辖的区域避免卷入了这场战争。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被认为是在这场义和团运动中获益最多。他在义和团发源地山东血腥镇压了义和团，赢得了外国好感，后来还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华北地区军事与对外事务。周锡瑞认为，袁世凯的管治风格（军事近代化、行政集权化、官僚机构合理化）很大程度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惧怕“庸众”卷入国家政治事务，这些能量一旦释放，义和团运动可能卷土重来。他还提到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农民调查，看到了蕴藏在那里的力量将可成为席卷全中国的风暴。
总而言之，“神明附体”“刀枪不入”是义和团的标志，他们兴起于民间，通过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戏剧、拳术来传播，他们所神化的仪式确实体现了民间宗教信仰，也是官员眼中的异端，但周锡瑞认为，义和团运动兴起与快速扩展最主要原因在民间文化而非追溯同名的组织并以此寻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