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有分类的。有的像针刺，有的如同钝击，大部分需要忍耐——像“我”吐出一颗看不见的子弹，在长久的忍耐下滞后的一声尖叫。
乌格雷西奇描写的创伤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战争带来的身体上的流亡，以及解体带来的精神上的失所。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有文化归属感的人，但同时又不属于“普世的、全球的、满口流动性与灵活性”的群体，某种程度上我大概也能体会到一些乌格雷西奇表达的类似无脚鸟的体验。如果我的母语突然成为多个不同的语言，第一反应是哑然失笑：这个世界的安排太没有“秩序”，太过随意，好像在和一个不讲道理的孩子博弈，他说你从今天起是另一个身份，你从今天起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你从今天起得在另一片土地上生存——因为“语言的背后是军队”，你无力违抗，那个不讲道理的孩子手持折叠刀，要正大光明地抢走你的背包。
你突然之间成为了另一个人。
语言的力量是乌格雷西奇书写的重心，当人们用共同的语言对话，像是彼此抚摸；当人们用空洞的套话诉说，像是互相离间。我们是不是正走在这样的轨道上？亦真亦假地“听不懂”不同的语言，“要么诚实地沉默，要么欺骗地发声”。
人类的死亡和不幸如此泛滥，可“就连不幸也是需要管理的：缺乏管理的不幸只是失败。”生命是严肃的，世界却如此儿戏。这种对于世界不公正性（或者说随机性）的被迫接纳，有人称之为宿命，乌格雷西奇称之为坏掉的机器，政治是妙莉叶所说的富人的玩具。越是看到世界草台班子的本质，越是为真正落到个体头上的痛苦感到一种“本不该……”的愤恨。
但当事物实在错得离谱，错得像如今这个横亘在我们眼前的魔幻现实时，反而使人释怀般地感到好笑。
可能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流亡者。我们的脸上会印着无形的耳光，我们闪烁的神情像兔子一样谨慎，我们穿行在熟悉的地方像走在丛林里一样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