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对自我的认知非常清晰，她认为自己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哲学教授，逃脱了被奴役的女性处境，且终身未婚，无需承担育儿和家庭主妇的责任，是“女性中的特权者”。而身为一个特权者，她能够共情到所有女性的处境，在出版《第二性》之后，意识到自己梦想的改变并没有发生，女性的处境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她身体力行与法国妇女一起加入游行队伍，争取女性堕胎自由。
在这本访谈录中，波伏瓦表达了许多立场鲜明的观点，例如，阶级斗争无法解放妇女；妇女解放与儿童的解放相关；性别矛盾是根本矛盾，并不是次要的矛盾，因为女性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应当同样重要。
她还强调，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哪怕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事，尤其是语言之中，往往隐藏着性别歧视，不容忽视。
早在认识萨特之前，年轻的波伏瓦就梦想着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全身心投入写作，幸福对她来说就是自己做主，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78年，波伏瓦已经70岁，仍然对生活充满激情，她更加关注她周围的人和事，以及自己手头该做的事，并不太在意年龄带来的变化。 “我想到什么，或被什么吸引就去做，不会压抑自己。因此，我今天也没有什么需要去弥补的。”
她坦诚自己唯一遗憾的是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性生活不够诚实（包括隐瞒自己曾和女性发生过关系的事实），如果可以重新写，她会从女权主义立场记述，向女性讲述自己所拥有的性经验。因为她认为性并非个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出于对关系亲密的人的保护，老年时的她无法向外袒露那些可能会暴露与自己和身边人相关的隐私。
● 1947年7月3日，她在给当时的情人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想要。我想是女人，也想是男人，想有很多朋友，也想一人独处，想工作和写出很棒的书，也想旅行和享乐，想只为自己活着，又不想只为自己活着……你看，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殊为不易。要是做不到，我会气疯。”
● 我完全赞同这些口号：要堕胎和避孕自由，堕胎和避孕免费！要是否成为母亲的选择自由！
● 即使在左派甚至革命团体和组织内部，男女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最低级、最乏味和最卑微的工作仍然由女性承担，而男性仍然掌握话语权，撰写文章，做所有最有趣、最受瞩目的事情，并承担最重大的责任。
● 毕竟作为男性，即使不是你创造了这个制度，即使它不是现在的男性创造的，你也是同谋者和受益者，不可能逍遥事外，免于任何惩罚。
● 如果一些女性确实很激进，完全拒绝男性，这也许不是坏事。这些女性可以影响和带动那些缺乏个人动机、容易向男性妥协的女性。这是很有可能的。
● 我在《第二性》中写过，女性是一个“低阶种姓”。种姓指人生来就归属其中、无法摆脱的体系，但人原则上可以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如果一个人是女人，她永远不可能成为男人。所以说，女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种姓。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对待女性的方式，把她们变成了“低阶种姓”。
● 她们教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始终保持警惕；什么都不能放过，哪怕是平常小事，像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性别歧视，统统不放过。性别歧视无所不在，甚至从语言上就已开始。
● 他们称性别矛盾只是“次要矛盾”，阶级斗争才是“主要矛盾”，强调性别矛盾只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
● 次要矛盾之说，又是男人耍的一个高明的把戏。性别矛盾和任何其他矛盾一样，是根本矛盾。毕竟，这是一半人类对抗另一半人类。性别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样重要。
● 否认性别矛盾是男人的伎俩，如此一来，所有的斗争就成了男人之间的事，因为阶级斗争是男人内部的斗争！女人，男人的宝贝儿，至多偶尔在边上帮帮忙，随后就被赶回厨房继续面对柴米油盐去了。
● 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很难接受女权运动，因为在那里权力也掌握在男人手中。
● 作为女性，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追求所谓的男性气质！其中很多气质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气质，女性也有权拥有！我们必须冒险介入这个男性世界，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