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身上拥有众多标签–法国“新浪潮”祖母、女权主义者、摄影师、一个矮小、圆润的老太太（阿涅斯自评）…
法国“新浪潮”祖母，这个称谓受到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几乎每篇访谈阿涅斯都要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大众对女性电影人的关注度，与阿涅斯在访谈中提到的:“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不寻常的女人，我和其他女性一样生活。当人们对我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电影人？’时，我感到很惊讶。”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
尽管创作者们始终在解释、证明，女性身份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创作和家庭生活；又或者不必过分强调自身性别，你想去做，就尽管去做。摒弃社会性别，谈论自然人，固然有道理，但我们生活在父权的框架中，性别困境是既定的，囊括在我们始终需要解释、证明的问题中。
不必时刻强调性别、不必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名女性，这个说法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女性也曾在历史中创造了自己的叙事时，我们理应有知晓，理应有不让她们被埋没的权利。
在筹备拍摄《达盖尔街风情》的前一年，阿涅斯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她坦言道:“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婴儿是很困难的，即便有帮手也丝毫不轻松。这不仅仅是换尿布和长期缺乏睡眠带来的疲劳，孩子需要母亲的陪伴和关注…所以这一次我哪儿也去不了。我有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我被困在家里，我告诉自己，要成为女性创造力的范例，哪怕被家庭和母亲的身份所困。我想知道，在限制之下我能做出些什么，能否在层层制约下激发自己的创造力？”
事实证明，这位“试图成为一个快乐的女性主义者，但非常生气”的女士，她做到，并且拍摄出更多优秀的影片!
我认为，《天涯沦落女》是阿涅斯探索“自然女”的一个里程碑。
莫娜，这一人物形象给观众的感觉，是边缘性的，充满了疏离感。她只是个过客，同曾经闯入过她生活的那些人一样，阿涅斯有意将她的死亡安排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发现她死了。我们讲述那个女孩的故事，不是为了让人们觉得’也许有人能救活她’，很明显她的确实死了，一个人冻死在沟里，很悲惨。”
悲惨的表象常常遭到误会，它作为逃离和追求自由的代价；而女性一般被鼓励走上一条“容易”的道路，结婚生子，好像这样做就可以免于孤独的吞噬。阿涅斯既没有利用悲惨来过分煽动观众的情绪，也没有评判莫娜的旅途和死亡。
跳出传统叙事的女性形象，莫娜绝非是世俗眼光和弗洛伊德学说揣测那般，属于病态的，阿涅斯说:“我想要看到她那反抗社会的’不’是如何在不同人身上得到不同回应的。”
她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其他人的内心反应。
这何尝不是一种人文关怀式的解读？
当然，阿涅斯也将这种人文关怀式的目光倾入到《拾穗者》中（虽然我更偏爱《艾妮格捡风景》这个译名~），她用手持数码摄像机对准农村和城市的拾荒者，对准自己手上的皱纹和斑点，对准那些个头、形状不够规整的心形土豆…让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表达对拾荒这个主题的感受。
“我认为纪录片意味着’真实’，你必须与真实的人见面，让他们表达自己对主题的感受。我与他们接触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对此没有发言权。是他们进行着表达，他们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阐释这个主题。”
翻看阿涅斯访谈录，再去回溯她的作品，是一项绝佳的享受和思想碰撞之旅，我惊叹于她直言不讳的表达，公开坦诚的谈论女权，哪怕观众认为她不够激进，阿涅斯也未曾把自己的视线转向别处。
她是一位体验派，更是一位电影写作者:“每次拍摄电影，你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你会接触到其他人，其他的作品，还有一些你以前从未注意的风景。这就像突然将生命赋予你所看到的事物，并捕捉其中的美。”
感谢阿涅斯用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海滩，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刻，你都可以投入进来，聆听这位老祖母的讲述，又或者和她一起发呆，躺在海滩上倾听浪潮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