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13 12:33
来源：澎湃新闻∙ 翻书党 >
（节选原文的对话部分）
全文链接：专访｜王鸥行：我尽量远离“文学文化”，坚守平凡生活_翻书党_澎湃新闻-The Paper）
对话
王鸥行和他的作品对身份、创伤、记忆和爱进行了令人惊叹、充满诗意的探索，小说也引起了许多中文读者的共鸣。不过，读者的激动与他关系不大。他是一名佛教徒，现在住在乡下，非常佛系。在休完了悠长的假期后，王鸥行施施然地回答了一部分采访问题，虽然简短但也颇有启发。以下是他的回答。
澎湃新闻：在阅读了《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并聆听了由你朗读的有声书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无处不在的创伤影响，另一个是你作为一个非母语者对英语的理解。我们先看创伤这个主题。书中很多的篇幅写到越南战争给外婆“兰”（Lan）带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这本小说在2019年出版的六个月后，世界遭受了一场大流行病的袭击，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创伤。考虑到这一背景的持续影响，你觉得读者可能会从“兰”克服创伤的韧性中获得哪些启示？
王鸥行：我不敢说创伤是可以“克服”的，更不敢说文学可以成为克服创伤的媒介。我更感兴趣的是用故事构建一个架构，让读者在其中体验快乐和创伤。毕竟，阅读是一种行为艺术。只有在阅读之后，文字才会变成故事——而这个梦会在读者的心灵舞台上上演。作为一名作家，我没有刻意追求意义的目标，也没有想让人们感受到什么的计划，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抽象是优越的，而是因为我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会忽视读者创造意义的自主性。我不愿意将我的作品贴上“创伤”或“战争写作”的标签，因为我认为它们远不止于此，这取决于读者。
澎湃新闻：很显然，你对语言的感觉很敏锐。你也在很多采访中表达了你对语言的批判，比如你在2022年出版的诗集《Time is A mother》中有一首《Old Glory》表达了“英语语言如何被用来强化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观点。这些观点受到读者的高度认可。这让我想起中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语言包容性小组”。这个小组提问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中文词汇的诞生，来自一个个痛苦的人？呼吁人们重新思考日常用语中的权力关系。比如，为什么我们习惯叫客户们“爸爸”、腱鞘炎也会被称为“妈妈手”、因为你做错了事，对方可能会教训你“你妈没教你吗”。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使用语言应避免过度政治正确。作为一个对语言使用十分精确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语言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
王鸥行：我没有听说过 “语言包容小组 “的这一倡议，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迷人而美好的重新发现，也是我以后会思考的事情。
至于语言的演变，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掌握着语言的最终权力，而我们很快就会死去，下一代人将会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塑造这项技术。我认为，专注于保留语言的旧的、过时的和原始的含义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把我们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光都花在这上面，我们就会生活在过去，无法真正体验现在或未来。
澎湃新闻：小说开头引用了中国诗人北岛的《同谋》：“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小说继而写道：“牛犊最自由的一刻是笼门打开，它们被赶到卡车上，送去屠宰的时候。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有时候你以为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不过是笼子越变越大，离你越来越远。”看起来你赞同北岛对自由的诠释，你是否认为这种诠释是由亚洲文化中关于自由的历史叙事形成的？
王鸥行：我认为不可能将亚洲文化归结为“一种” 历史叙事，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历史是如此庞大、错综复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日本的“自由”与其帝国主义时期的征服是什么关系？北岛的这句话非常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特定的、静态的自由观念，坚持自由的相对性（猎物逃离猎人）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性。这幅图景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对“地方”（land）的关注——而这正是大多数关于自由的论述的落脚点（例如：美国的“自由之地”），而是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所作所为。
澎湃新闻：近年来有关美国亚裔移民的文艺作品多了起来，如《好想做一次》（Never Have I Ever）、《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和《怒呛人生》（Beef）等都引起热烈讨论，这些对话也已不再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作为一名越南裔美国人，你如何理解自己的亚裔身份？关于种族问题，你也在小说里提到一个姓名不详的黄皮肤尸体没有被当成“人”而未能获得公正的判罚，因为当时法律界定人的概念时，只描述了白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你评论道：“有时候，连说出自己是谁的选择都没有，就已经被抹去了。”你对移民的名字如何影响他们在新家园的身份和归属感有何看法？
王鸥行：我很高兴西方出现了以亚洲人为中心的文化叙事，但我在兴奋之余也对这种情况能否持续深表怀疑。我担心美国人的想象力很快就会“厌倦”这股新浪潮，并要求回到过去。因此，我正拭目以待，静观其变。
我自己与我各种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的关系是，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不能被 “解释”。我反对必须对生活或艺术中的任何事物进行诠释的观点，因为问题在于：为谁诠释？还有更迫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要求白人作家诠释他们自己。我们不要求披头士乐队诠释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价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这种与生俱来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坚持认为，包括亚洲艺术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我把自己的身份视为需要向别人解释的东西时，就是我把自己贬低到别人之下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艺术不再是在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肯定一种对已有事物的错误信念。
澎湃新闻：小说中的“我”——小狗（Little Dog）和他的朋友崔福（Trevor）是两个在性别、毒瘾和归属感中挣扎的年轻人，你是如何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在书写酷儿群体的爱与欲望时，你面临哪些挑战？
王鸥行：在写小狗和崔福的故事时，我最希望表现的是，他们的性取向实际上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财富，它促使他们相互了解，而如果他们是异性恋，这种了解是不会发生的。他们的性取向将他们推向了“第三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由社会为他们提供的，而是他们自己发现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关系开拓了新的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把他们的性取向表现为一种扩张的力量，而不是一种限制的力量，因为在关于酷儿群体的故事中，性取向经常被描绘成这样。
澎湃新闻：读者想了解更多你的近况，现在你在马萨诸塞州教书和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王鸥行：我在乡下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周围大多是树林、玉米地和瓜田，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的朋友大多不是作家，而是农民、面包师、医生、雕塑家和哲学家。我尽量远离“文学文化”，坚守平凡的世界，因为无论如何，所有的文学都来自平凡的世界。我一直非常怀疑那些因职业环境和距离而产生的友谊，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牺牲和互惠纽带，后者存在于职业关系之外。目前，我正在努力做好我弟弟的哥哥，他比我小十岁，四年前母亲去世后不久就搬来和我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