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疫情未了的整体形势下，作者以“大崛起”命名此书，显然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也会引起误解。如今很多人看衰中国经济，我们到底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还能不能转型成功？民众生活水平还能不能持续提升？很多问题都要打一个问号。经济发展态势的观察与思考，短时段内很难看得清楚，可能需要至少十年的长周期。
但之所以将此书定为“大崛起”，用作者的话来讲，主要基于两点：其一为现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使中国的经济停留在现在的刻度上（我们当然不能就此停留），其空前的规模也称得上是“大崛起”；其二为信念。作者认为，一旦进入增长循环，中国的崛起就不会停止，中国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大崛起”路上的顿号，而不是句号。
在这本书中，作者分为五篇，探讨了土地财政、城市化转型、大国博弈、乡村振兴、房地产税等多个重要问题。读了这些文章，会有不少启发，但其他的问题我并不太懂，对于乡村振兴还是比较了解。
在作者看来，乡村衰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自主权，而是乡村公共服务解体。此外，土地产权细碎化、集体土地对资本的屏蔽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的凋敝。某种程度上，作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很不赞同的，就是作者倡导的资本下乡，我认为不太符合很多地区的农村实际。
以土地流转为例。为了解决土地抛荒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引进工商资本，推动土地流转，但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帮了倒忙，增添了新问题。在农村中很少有大规模流转农村土地并成功持续经营的企业，原因在于，资本下乡多是被政策所吸引，它们并不了解农业生产规律，对自身也没有明晰的定位，也就无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资本下乡还导致原来留守村庄的“中坚农民”无地可种。所谓中坚农民，是指农村中的青壮年精英群体，他们扎根乡村，“身体在场”，具有突出的个人能力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对于大量抛荒的土地，也只有中坚农民既有种地的意愿，又有种地的能力。但资本下乡提高了土地流转费用，“中坚农民”本就微薄的种植利润付不起较高的流转费用，因此也就被“挤压”出了土地流转市场。
一方面是资本下乡无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而不少企业因付不起土地流转费选择跑路，一方面是“中坚农民”种地的良性局面被打破。资本下乡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可欲结局，这是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后果。萧冬连教授在其著作《筚路维艰》中引人深思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农业政策的制定，那就是必须要“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总体而言，《大崛起》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理解中国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有这么一个段子。据说有一次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话，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如此，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特别重要，毕竟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要有多元的声音存在，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找到比较适合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