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布拉夫卡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流亡作家的布罗茨基曾如此称赞这位女作家：“看清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就是那个局外人。”首先，杜布拉夫卡本人十分拒斥附加在自己身上的“流亡”属性。事实上，她在出走欧美后，依然持有克罗地亚护照，可以随时折返祖国，她的离开也并非出于政治迫害，不过是由于反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成为了“全民公敌”。
而且，杜布拉夫卡也非纯粹的“局外人”，对于自己故国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一切，她一直都是置身事内的，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辨。从另一方面来讲，她虽然坚持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却又拒绝承认自己的克罗地亚作家身份，而是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这种身处其中又抽身其外，或者说，既在场又缺席的立场，使得杜布拉夫卡能够以更加超然独立、冷静客观的态度记录和讨论她自身的坎坷起伏的经历，以及影响她人生轨迹的重要公共事件。
呈现历史并不一定采用非虚构的方式，小说或许更具张力、更富感染力，杜布拉夫卡的《疼痛部》就是如此。在这部小说的故事展开之前，她就事先做出了“豁免声明”：“本书中的叙事者、她讲述的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处境都是虚构的。甚至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也并非完全真实。”
就算有这份“作者说明”，这部小说仍可以被视为杜布拉夫卡的半自传性作品，还原了她作为一个出走作家在荷兰的生活处境与心理细节。她借主人公塔尼娅·卢齐奇之口，诉说了一个“流亡者”的孤独与迷惘、抵抗与自救。具体而言，主人公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讲师，教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她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所谓的“我们的人”或“南人”。她希望学生们通过回忆在前南斯拉夫的生活片段——一种“思南”或者“呼愁”的方式——建立一座“思南博物馆”。
现代文学世界中，或许还没有哪位作家像杜布拉夫卡一样如此执着于对语言的探讨。在这部小说中，她同样以语言为切入口，融入了流亡叙事、身份认同、战争政治等议题，并通过多个虚构角色及其情节化的延伸，抵达了移民群体的内部世界，将他们的无奈、苦闷、怀念、愤怒等情绪悉数描画了出来。
这些情绪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疼痛。小说题目“疼痛部”，表面上来源于书中提到的一家海牙SM俱乐部的名称，这是一座生产情趣用品的血汗工厂。塔尼娅的学生伊戈尔在这座工厂中兼职，第四章叙述了伊戈尔对塔尼娅的施虐，既是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也让这种疼痛达到了高潮。这种疼痛，融合了个人的回忆、民族的创伤与国家的解体，还交杂了语言的纠扯和身份的游离。
这部分也将遗忘与记忆的“争夺”淋漓尽致地凸显了出来。伊戈尔对塔尼娅说道：“荷兰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遗忘的国度，一个没有疼痛的国度。……荷兰的平原是一张大大的吸墨纸：它吸收一切——记忆，疼痛，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记忆与遗忘，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指出，“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然而，见证过战争摧残和生灵涂炭的人，或许会游走在记忆与遗忘的两端，不知该做出何种抉择，而这本身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
关于这个话题，小说中还有多处体现：通过课堂上的“思南”活动，“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走钢丝：激发记忆既是对过去的操纵，也是对它的禁止。我们的前国家的当局已经按下了删除键，我按下了恢复键”（P62-63）；“如何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解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遗忘。”（P163）；“没有慈悲，没有同情，只有遗忘，只有羞辱和无尽回忆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从故国随身带来的教训，是我们不曾忘记的教训。”（P252）
不会遗忘的人注定痛苦，没有记忆的人缺少心肝，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依然摆脱不了故土记忆的梦魇。他们集体患上了应激创伤后遗症，此时疼痛也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也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
在《疼痛部》中，杜布拉夫卡弱化叙事，而是以近于私小说的写法，融入了大量的议论与剖析，用少数个人的“生活在别处”，显影了流亡群体乃至故国本土的整体困境：绵绵不绝的、挣脱不了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