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依然发挥着他史海钩沉、把微末的史实脑补拓展成完整故事的本领，但他唯独在两处地方与历史公然相悖：一是将闽越侵南越改为闽越勾结南越称帝，以此喻“境外势力”；二是在丞相吕嘉外架空左相橙宇，以此喻”外省人“与”本地人“之党争。二喻既成，小说就从历史故事脱胎成了时事寓言，其目的只在用两千年前文明开化蛮夷的故事（这在当时可能确实是成立的）以及粤地两千年来归属中国的法统来佐证两千年后的大业。然而这样的类比是不成立的。一则文中赵佗称帝七十年、逝世三年，朝野之中思乡之人犹在；二则西汉、南越都是王权专制，谁当皇帝确实与民众生计无关；三则现代已非古代，我们是仅有一代寿命的凡人，而非站在未来、用全知之眼俯瞰两千年风云的文明化身，相比于未来记载于史书的丰功伟绩，我们更需要关注身边的生命、心中的人性和具体的他人。马伯庸熟读历史，这些道理他岂会不知？既知而装聋作哑，其心可诛。除去这一点，小说本身也有行文过于仓促、时时落于俗套的毛病，最多也就能得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