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记录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知识分子大流亡的书。是我感兴趣的题材，可惜不是喜欢的写法。材料收巨细靡遗，呈现方式却是日记体的流水账，有一种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的生涩感。
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四十多天，几百个人物，以身在柏林的作家为主，著名的、不著名的、德高望重的、初出茅庐的，脚步匆匆地踩过纸页，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或许这些断续的足音、破碎的片段，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氛围。
1933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伤痛之年。自成立起便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国在坚持了15个年头后，终于被极端民族情绪完全裹挟，屈服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书中对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职总理当晚的火炬游行，有详细描述：
再往前一栋楼，希特勒站在新官邸一扇敞开的窗后。他被斜对面的聚光灯照亮，在鲁道夫·赫斯与他的部长戈林和弗利簇拥下，反复高举右臂向人群致意。人们甚至走出纵队，搭起一架梯子，向窗内的希特勒递去玫瑰。后来，由于寒冷，他不得不套上褐色的冲锋队夹克。但几小时的游行让他激动不已，对于组织这一切的戈培尔，他兴奋地问道：“这么短的时间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火把？”
戈培尔操办一切。他安排了火炬游行的转播，要求国内所有电台进行播送，有些台长并不情愿，但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抗拒成功。他和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些也必须被发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离开那些冒着严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兴登堡万岁的人们。
气氛还在喧腾，普通德国民众还在幻想，幻想希特勒上台后能实现他的承诺，让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不在，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与面包。但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是惊弓之鸟。有些人果断逃亡，有些人还在犹豫。
2月28日，国会纵火案发生，魏玛共和国向往的自由、民主、和平随着《国会纵火法令》的颁布化为泡影：
它废除了所有重要的基本权利。自今日起，国家于涉不再受任何限制。言论、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邮政和电话保密，以及住宅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统统失效。还有人身自由，从现在开始，警察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人，无限延长拘留时间，并阻止被拘禁者与家人或律师联系。换句话说，德国境内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任凭政府和当局摆布。大门向恐怖敞开。
恐怖的氛围迅速蔓延，最先受到迫害的是犹太裔和共产党，然后是亲犹太的人，然后是一切可以用寻衅滋事罪逮捕的异见者。从民主到独裁，世界颠覆，只需一个二月。
全书最精彩莫过于普鲁士艺术学院对亨利希·曼问题的表决会议。
身为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却倡导建立反法西斯和反野蛮统治的统一战线，这种对当权政党的批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会被容忍，在纳粹时代却绝无可能。文化部长立刻召见了院长席林斯，以解散文学系甚至整个学院相为筹码，威胁他辞退亨利希·曼。
席林斯立刻召开了全体表决会议，这一段极具戏剧性。与会者的不同立场，正是整个德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有人据理力争，有人缄默不言，有人主动投诚，有人放弃斗争。
最终亨利希·曼主动请辞，纳粹总是能让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文学系成员拟了一篇措辞微弱的抗议，仍被禁止发表。有一两个人愤而辞职，但谁也没有里卡达尔·胡赫勇敢。这位德高望重的女作家和学者，没有离开德国，也没有屈服，而是开始了“内心的流亡”，她在驳斥席林斯所谓“德意志信念”的文章中说到：
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我希望所有非犹太裔德国人都能问心无愧地寻求正念和正行，如我素来所见那样坦荡、真诚和真正。
大概是因为她的年迈和声望，在退居海德堡后，纳粹没有对她进行迫害。但同侪星散、战友零落，“内心的流亡”同样孤独而痛苦。
这本书可与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并读，两次世界大战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心灵创伤，在这两本书里可见一斑。
《昨日的世界》写古老的奥匈帝国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滑落神坛，知识分子们的世界主义信仰如何崩塌。《文学之冬》则写二战前的恐怖寒冬，知识分子的底线一步步被击穿，终致仓皇流离。
上位者不过稍稍煽风点火，就有一大批民众争相啖食这些知识分子的血肉，却不知啖食的正是民族的良心。历史如此，今日如此，未来也未必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