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根据硬盘里的资料确定，大概是在2021年的夏天，因为刷到蒂尔达·斯文顿开的书单，想起在国内好像经常看到男性影人的书，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名的《雕刻时光》，到寺山修司、帕索里尼的文学创作，都是男性影人的书。为什么很少见到女性影人的书呢，当时想做一些女性影人的书。于是搜索了一下几位女性影人，意外发现阿克曼竟然还有这样一本自传作品。那年年底这本书顶着《母亲在笑》的书名通过了选题，但并没联系到版权。后来有一天，我们一位经常用自动翻译插件看俄国出版社书讯的同事打开她经常看的一家No Kidding Press，说他们也有《我妈笑了》。“《我妈笑了》是啥？”“就是阿克曼的书。”她截了一张图，自动翻译软件把从法语翻到俄语的书名再翻成中文，是一个大大的“《我妈笑了》”。字号之大，字体之黑，与封面缩略图之间的位置关系之板上钉钉，让我发现这本书原来真的可以叫《我妈笑了》。于是，后来联系到版权以后，这本书就成了《我妈笑了》。
在写简介、给这本书做各种材料的过程中，一直觉得这是一本很难介绍的书。这本书的主题很好概括，但很难说明阿克曼的写作好在哪里。最后我在介绍它的长图里写了这样一段：
阿克曼的创作总是涉及那些无法被诉说，或已被诉说但却仍然无法相通的情绪，她擅长捕捉这类情绪在生活的平静水面上留下的游漪。她唤起一些我们回避的、已部分遗忘的记忆，并使我们重新发现这些记忆的珍贵。
《Frieze》杂志的评论我也觉得很好：
这本书反映了一种爱与生活的深度，它安静、执着、动人地回放着好与坏的时刻。
这本书的译者是史烨婷老师和苗海豫同学，没有具体打听过，但推算苗同学应该差不多是00后，我自己是90后， 史老师是80后，这样，我们就是二十、三十和四十岁，我们一起处理“马上六十岁，然后是六十多岁”的阿克曼的文字。
作为编辑，一定要好好推荐一下这个译本，它的出色之处在于，它的中文处理总是处理得很自然。关心翻译问题的读者们一定都了解，法语书的中译本里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词，这是因为许多法语表达如果译成我们比较习惯的中文词，语义上都会有损耗，这时，如果找不到比直译更好的方案，译者一般就选择直译了。但是在这个译本里，译者总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第23页的“这个孩子出生时便是个老成的孩子”：法语中本不存在”老成”一词，这句话直译过来应该是“这个孩子出生时便是个老孩子”，读起来有点奇怪。但在将“vieil”译成“老成”后，不但一下就说得通了，我们也由这句话想起了许许多多我们遇到过的“老成的孩子”“小大人”。如果阿克曼知道世界上竟存在“老成”一词，她应该也会改用“老成”吧，她会说，是的，我是一个老成的孩子。
因为中文选词、用词上的扎实，这本书的译文没有让阿克曼显得像一个孤独、自闭的天才症患者，而是让我们看到她处在生活中，处在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快六十岁的她还要被骨折还没恢复的妈妈督促做头发、化妆；已经结婚三十多年的妹妹对她说，给你注册脸书账号不是为了让你网恋的；她在中学课堂上看拉迪盖，老师说，请你出去。这些像脉搏一样突突跳动的生活其实不能缓解人的痛苦，但它总是在与痛苦交谈，并为痛苦打开空间，使痛苦可以带领人走向新的理解。这或许也是阿克曼的电影一直在默默观察着别人的生活、忠实地再现着别人的生活的原因。
因为每年负责的大部分书都是学术书，很少在豆瓣看见这么多的读者评论，所以上架了以后就经常在刷这本书的豆瓣页面，仿佛在关心大熊猫。无论是多么私人的作品，都会因为被公开出来、被出版、被阅读而变得不同，变成它的读者们共有的书。有的时候网很不好，刷新页面的时候，手机上的数字会跳动一下，想起阿克曼写刚开始搞网恋的那一段：“我守在电脑前，忽然看见屏幕左边她名字旁边的小绿点亮了，交流又开始了。一切都热烈、动人、迅速，一切都在加速。我很开心。”
我自己并不总能看完阿克曼的电影，北京回顾展首映的《家乡的消息》就没有看完，里面总是在读信、总是汽车驶过的声音。后来我们离开了放映厅，但仍然待在电影院里。在电影院里、放映厅外，我们听见被放大到最大的车子驶过的声音震动着整个中国电影资料馆，震动着它的洗手间、展厅、堆叠在放映厅后门外面的那些不清楚是否已被放弃的机器，仿佛某种不可抗拒的危险不留情地袭来（“是什么敌人正朝我们来？”——伍尔夫）又不留情地远离。风暴远逝的声音。想起以前在巴黎去Cinémathèque，散场以后走路回家，一路向西，需要从一道很宽很宽的桥下穿过，桥下就总是这种声音，第一次就是在这个 Cinémathèque 看到阿克曼的。又看地图，想起来那个好像是火车大桥，火车从那里驶入或驶出巴黎的里昂火车站，所以那道桥才会那么宽。
最初看到封底这段文字的时候很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或许是由于阿克曼母亲的经历，她往往回避以这种宏大的方式谈问题，她更执着于把摄影机对准室内，对准人的日常。她在苏联解体后到莫斯科拍摄《来自东方》，竟然没有做任何采访，很难想象一位西方导演会选择这样操作一部关于“解体后生活”的电影。但是镜头缓慢滑过长长的队列，人们在等，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用来交换的东西，表情平静，这个画面比任何街头采访都更有力。或许阿克曼记录的个人，一直是历史中的个人，因为她自己身上就带着沉重的历史，在第96页她写道：
所有一切都能让我再次想起他们（……）这种词语太多了，比如有人跟我说空气很洁净，或跟我说到处都有害虫，或说危机加剧了，就像在1933 年那样。甚至很多琐碎的事情，此刻我回忆不起来，词语“回忆”或“记忆”也是。
所以我把这个片段放在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