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的基本史料就是清代刑部与县衙对各色性犯罪（“奸”）的判决文书和司法指示。作者认为清初发生了一个性道德泛化的过程。原先只适用于少数“良民”的性规则，随着“良民”范围的扩大，被逐渐推广至全民，即“法律的小农化”。
原先唐律有关性犯罪的法条极为简略，关注重点在于贱仆部曲对主家女性的侵犯与通奸上。其重心不是风化与保护夫权，而是维护主奴的阶级秩序。法条全文重点就是各种身份等级之间的非法性关系各自对应的惩罚，对行为类型本身并不太关注。这种法律环境其实是默许主人对仆家女性的侵犯的。反之，清律对性犯罪的具体行为，概念复杂得多，在强奸之外还有“和奸”，“纵奸”，“抑勒”，另外对鸡奸也有很详细的规定。主家也不能再肆意“临幸”婢女，除非正式纳之为妾。
这一变迁的背景在于，风化与性道德只能适用于“良民”，不能适用于乐户、娼户、堕民之类的贱民。但从唐到清，【良贱】的语义及其社会基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古中国良贱乃是贵族社会中的自由与不自由之别。最迟到清初，“从良”意味任何一种在法律身份方面从不自由（贱民）提升为自由“良民”的情形，例如，主人释放奴仆之举被称为“放良”。获释者把“从良书”交给官府，自此改籍良民，获得服徭役到资格（！徭役被视为自由良民的身份象征！）。随着中古贵族社会的消逝，自由良民越来越多，性道德相应下沉，良贱也从逐渐法律身份之别转化成了一种道德评价。
这种变迁当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最后一击还是由雍正完成的。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把雍正视为某种贱民的解放者，这是带有进步史观滤镜的后见之明。雍正的真实动机其实是“励廉耻而广风化”，通过取消贱民身份来把性道德推广到全民：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
有趣的是，这带来了事实上的卖淫非法化程，但它不是通过一纸禁令实现的，而是通过扩大“良民”范畴至接近全民，消灭了贱民的法律建构，继而将原有禁止“和奸”与“纵奸”惰法条适用范拓展至全民来实现的。当然，实际在衙役手下的具体执行，那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按下不表，懂得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