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声名卓著，却“不修边幅”，总是给人一种性情乖戾的老人印象。即便他视“名人”为生产共同体的重要“粘合剂”，但他自己却并不情愿做个名人，他是加缪口中的局外人，也是自我的局内人。他常被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作为自我立论的攻击靶子，他也同样钟情于对“流动的靶子”——难民、流亡、全球化、现代性、社交媒体、乃至文学——作有力的发问。我相信你在通读完本书以后，会认为尼尔·格罗斯在2017年2月9日《纽约书评》中对鲍曼作出的评价相当中肯：
鲍曼的思想杂乱无章，缺乏条理。在我看来，杂乱无章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倒是一个好的归宿。当然，这也是让任何社会学疯狂的办法。实际上，正如我要在此阐明的，鲍曼的思想轨迹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初看之下或许不容易从其大约 58 部英文著作中发现这条散碎的线索，但它确实存在。
文已至此，我想我们不得不对这本以电子邮件对谈形式而编纂成文的《自我》作一次全景式的简洁概括，好在豆瓣用户“八月槲寄生”的精炼总结使我们免受此累。书如其名，对谈以“自我”（selfhood）为核心概念，涉及“如何看待自我终结”、“自我如何通过语言呈现”、“自我的外在社会展示”、“自我价值的实现”、“技术社会、网络时代如何影响自我”和“自我构成的确定与创造”等重要命题。鲍曼在与谈中并不渴求建立一套详尽有序、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也坦言无力为这个时代境遇下个体生存困境谋求一个标准答案，他只是自始至终地将关注对象定为社会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并反思后现代栖息地的居民如何为自己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在鲍曼的知识话语下，“后现代性”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种“人类状况”，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以流动不居的形态开始反思自身，正因此，鲍曼敏感地体察到，社会身份已不再归于我们自身，我可以是这本书的读者，可以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也可以是理想国不让入内的诗人，但唯独不能是固定不变的我自己，“可变性而不是固定性是一个良好——构建的身份标志”，所以鲍曼点出了“自我实现”的本质：
引导我们追求自我实现的是对僵固的恐惧，而不是对抵达终点的渴望。流动的现代境况要求我们灵活变通——对此，我们只能服从。
因为流动不居的现代性，鲍曼将网络技术纳入到了讨论范畴之中，“得益于互联网，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15分钟的成名时间，并在这一刻钟内重新燃起跻身名流的欲望”，“与自己甄选的友邻为伴，就不必冒着与邻居闹翻的风险；……你选择的人是你自己的镜像，你也是他们的镜像”，行文中不难看出鲍曼出于“普罗米修斯嫉妒”的隐忧，但鲍曼在与罗德的对谈中同样完善着自己的观点，即并不“将互联网视为病因”，也不只是“病症”，因为有些地方的人似乎只有三种方式逃离自己厌烦但无法离开的故土——“去教堂、酗酒、上网”，上网可能是三者之中危害最小的。我们也不必对自我的“无自由性”感到悲观，毕竟“外科医生仍在捍卫医院，演员还在捍卫剧场，学者也在捍卫大学”，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内进行斗争，就像近日发售的《黑神话·悟空》，我想鲍曼会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款游戏很好地回答了《自我》扉页上的两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渴望什么？”
我们暂且抛开《黑神话·悟空》中式美学的顶级呈现，也不探讨中国首款3A大作出现之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我看来，对自我的询唤和演绎正是《黑神话·悟空》破圈的主要动因。吴承恩创作的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西游记》想必早已刻入中国人民的血液深处，但我们在《黑神话》中扮演的却并非悟空本人，只在游戏开场化身孙悟空，复刻了一场天外斗法，斗法以悟空的失败告终，元神化为“六根”，我们——一只花果山的小猴子，游戏当中指定的“天命人”就要肩负寻找“六根”的职责，重走西行之路、体悟八十一难，最后的目的就是复活大圣——鲍曼话语中的“名人”。很经典的“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模式，但就是因为这般简洁明了，这个游戏才有“盼头”，这也正解释了为何全世界玩家都在寻觅“第三种结局”——复活孙悟空的原因。尽管也有部分玩家渴望“天命人”能在重走西行路的途中逐渐成为新的“大圣”，目前显露的两个结局尽管都以此为告终，但同样存在差别，我们希望成为的“大圣”是叛逆者、逍遥佛，而不是“天庭”的“守门人”，这就暗含了鲍曼“自我期许”及“自我实现”的议题。
孙悟空是伟大的行者，他的本性是飞，但他终也学会了落地；
鲍曼是天生的社会学家，他的职责是毫无保留地扎根大地，但当他选择为人类自我发声时，他的精神就在天空中飞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