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眉山苏家就占了三位。父亲苏洵，哥哥苏轼，弟弟苏辙。
按文采排序苏轼当仁不让，按官运苏辙后来者居上。哥哥苏轼性格，做派都很像父亲苏洵，两人也因此而先后以相似的方式见罪于当朝权臣王安石。想要大展拳脚的父子二人却让众人瞠目结舌:前有王安石母亲去世，苏洵不但不去吊祭还要写下《辩奸论》流传出去，后有好不容易回了汴京的苏轼在国子监考试中出策论试题公然讽刺攻击王安石…纵然作者从一而终明显偏向苏家，力图塑造一门忠臣形象。可如此不顾体面的莽撞做法，出身宦官世家又正得圣眷的王安石又如何能忍呢？这两次的公然挑衅无疑大大影响了苏家三人的仕途。
苏洵在世时，苏轼尚且年轻，且身边有贤妻王弗时时提醒。可惜聪慧的王弗在苏轼结束凤翔任期后就早早病逝，而继妻王闰之为人敦厚却不及王弗机敏见识，对苏轼事业的匡扶与助益明显弱化，苏轼的路于是走得越来越有父亲苏洵的影子…
虽然朝堂上起起伏伏屡遭贬谪，但要说苏轼是孤星，我个人还是有些保留意见的，毕竟从苏轼幼时开始就一直呼朋引伴，哪怕人落微时也总有朋友愿意顶住压力为他举荐。随着诗文名气渐大，苏轼简直过得众星捧月，可初心自持的他在朝堂之上却只能成为一位孤臣。苏轼的宦途一路走得磕磕绊绊，主要是因为深陷党争，却始终不是因为他为了仕途站了队，而是因为他只管直抒胸臆，却总是得罪了朝堂中大势的一方，哪怕要杠的是皇帝本尊，苏轼倔起来也是没在怕的…
这就让人不禁想起百年后同样深陷党争之祸的晚明大将熊廷弼，苏熊二人面对的国家时局危急虽然不同，但都是愿且能为民做些实事的“能吏”。可为官无小事，二人越是有政绩有文才，就越容易被卷进诡谲多变的党争漩涡。年近五十时，苏轼总算松口，当年其实不必对新法全然否定，更在调任汝州途中与王安石来了个世纪大和好，临别竟还写下了“从公已觉十年迟”，果然是咱们的性情中人子瞻大兄弟，须知他从科考伊始乃至大半的仕途可都是折在了介甫手上。
说起苏王二人数十年的政治较量，霸气碾压一众旧党能人如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等的王安石变法虽然由于其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最终失败，但苏轼或也不是英宗期许能成一代名相的种子选手。纵观苏轼轰轰烈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对于地方上遇到的具体问题如蝗灾，洪水，弃婴等都能拿出行之有效的改善和解决措施。但站在宰相高度上去拟定整个大宋的宏观政策，苏轼可能还差些火候的。因此，苏轼体察民意能够看出体察上意的王安石设计的新法中都有哪些不合理，却始终无法形成一套适合国家改革的系统方案。更何况我个人觉得苏轼对政治的爱好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样热衷执着。当初科考结束苏轼回家就立马钻研了自己的短板诗赋，努力跟上当时京城的潮流。而仕途受挫后苏轼主要就是与众人四处交游联络感情交换藏品，研究养生长寿等，并不见他腾挪时间来沉心思考应对新法分毫的改良之策，倒是动不动就琢磨在哪，与谁早早辞官去逍遥养老。故而眼见苏轼仕途逐年下行，我倒也不像作者似的那般不喜王安石，只觉得苏王二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出发点其实都是一样:强大宋，利万民。
再说了，苏轼哪怕被贬黄州日子都比弟弟苏辙好过许多呢，成日里也没见有啥公事需要处理，众人不是送吃食美酒就是干脆千里奔赴帮忙种地杀猪的…依旧是聚会不断，觥筹交错，除了不能再豪掷千两买得妙龄侍女相伴，苏轼的雪堂小日子其实也算不错了。此处补一句:王安石到底是当过宰相的人，和好后相谈甚欢也没有把啥话都和这位新兄弟透了底，苏轼可真不是那能守得住秘密的人…自己主动发誓也能转头就弃…主打一个只要我觉得没必要保守就给他全都说出去…嘴大程度就是泄密对象甚至是与苏轼本人都不对付的对家苏轼也能开开心心全说与人听…每每苏轼聊嗨了，我总要叹息发妻王弗去得太早…如今在更有平民生活技能的继妻王闰之陪伴下，苏轼愈发“记吃不记打”，美味食谱信手拈来，故乡美食念念不忘，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爱叨叨的嘴和手…（我特意记录了下那些劝诫过苏轼三缄其口的人名，嘿嘿，A5一行我还写不下～）
黄州起复后，苏轼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段，也马上就要遭受他一贯耿直莽撞拎不清带来的更大打击…
性格决定命运大约就是苏洵，苏轼二人逃不开宿命的根本原因了吧？合上书，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计算小问题，作者开篇写苏轼出生于1037年1月，为何在后文中只有苏轼的年龄每每被加大两岁来注明呢？（苏辙等人都写的实际年龄，p.s.查了下张先也被报大了两岁）例如作者写庆历三年（1043），八岁的苏轼被父亲送到县城中的天庆观北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