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格雷西奇穿过战争废墟，拾起“垃圾”，以照片和记忆为线索将七个章节串联起来。奇数章节以德文命名，篇幅简短，如同柏林流亡生活的快照：“Ich bin müde”（我累了）、“Guten Tag”（你好）、“Was ist Kunst？”（什么是艺术？）、“Wo bin ich？”（我在哪里？）。交替出现的偶数章节“家庭博物馆”、 “档案”、“合照”篇幅较长，以照片为媒介讲述战前作者、母亲及朋友们在萨格勒布的生活和回忆。
照片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照片是我们衡量世界的尺度。照片也是一种记忆。记忆的先决条件，是将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
《第一本识字课本》一节中，1957年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教科书里充满了乐观向上的图画：
天空永远是蓝的，阳光永远普照，任何地方都没有云，也没有雨，就连在天气那一节都没有。我开始学字母。C是cvijet（花），G是grad（城市），S是sunce（太阳）。[…] 有些字母比其他的要大上一些：D代表家(dom)；N代表祖国(narod)。（祖国就像一位父亲，按照新的计划照顾所有的儿子。）B代表兄弟(brat)。（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尤其是非洲人。） […] 课本的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课本的世界里没有邪恶。那里只有善良，没有与它对立的反面。
然而，课本中的宏大美好无法抵消战争的创伤，掩盖不了语言作为政治工具的悲哀，以及对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民族认同的苦闷。作者回想起大学时，安静内向的室友为了吐露内心深处私密的创伤，不惜诉诸外语，竭力克服词汇与心理的双重障碍。
透过外语的滤网，自传性文本中难以克服的怀旧意味，得以摆脱了潮湿，变得干燥、精致。
流亡生活同样意味着语言的转换。一方面，流亡者只有躲在外语的庇佑下，才能轻易表达自己的痛苦与对他人的诅咒；另一方面，语言的转换切断了与母语直接关联的情感和记忆，令生活失去往日的舒适自如，变得单调、谨慎又被动。
流亡是电压与千赫的改变，是一场必须依赖转接头才能避免灼伤的生活。
相册是物质的自传，而自传则是文字的相册。
相册和自传都由个体按其偏好和标准进行选择、编目、分类和组织。当整个社会决定重新解释过去，要求个人抹去某些记忆、宣布一代（或几代）人的价值观和经验集体失效时，该怎样看待个人生活的遗迹呢？这正是母亲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经历的困境：
当所有街道的名字变了，语言、国家、旗帜与符号变了；当错误的一边变成了正确的一边，而原本的正确突然变成了不正确；当一些人开始忌惮于自己的姓名，而另一些人显然是人生第一次解除了对自己姓名的忌惮；当人们开始相互残杀，一些民族开始屠杀另一些民族；当暴军四起，而最强的一支开始横扫自己国家目力所及的一切；当酷暑导致土地颗粒无收；当谎言被编入法律，而法律沦为谎言。
这种强制性集体失忆令母亲一度想要丢弃父亲的勋章，抹去墓碑上的红星。然而，一番内心挣扎后，她拒绝接受历史的篡改，决定由自己来定义哪些过去值得被珍藏在家庭相册中。
虽然当时她已极度虚弱、极度疲劳。可是接着，她就难为情地摒弃了这个想法，并将父亲穿着军装的照片作为她自己的财产保留在了相册里。仿佛那一刻的母亲，因为突然与父亲姓名上的五角星对峙，而终于决定原原本本地接受了自己的一生。
开篇母亲抱怨家里不整齐，扬言有朝一日要把所有照片都丢掉：“正常人家都是用相册来装照片的，像垃圾一样放在立柜里真不像样”。当作者无意中瞥见刚离世父亲的照片而失声痛哭时，母亲却说“我们应该买几本相册”。正是在这种不经意间，“垃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唤起了情感和记忆。母亲的旧猪皮手袋和存放照片的立柜，成了私人记忆的宝库。流亡柏林期间，跳蚤市场成为作者的新发现：
柏林的跳蚤市场与海象罗兰吞食了太多不消化物的胃极为相似。与其长期掩盖的瓦砾即将破土而出的魔鬼山也极为相似。柏林的跳蚤市场是开放的博物馆，展览着过去与现在每一天的生活。
柏林是世上最迷人的垃圾堆。每一个角落都能闻到腐烂的气味。在这里，全球消化过程之恐怖与痛苦显露无遗。
那些失去实用价值、被丢弃的“垃圾”，实则是承载着真实个人记忆和情感价值的隐秘档案，展示了被遗忘的许多方面：被官方史学或记忆政治忽视的故事，被编撰者抹去的元素，消费社会残余及解体时代遗迹等。
本书恰似一场介于公共展品和私人藏品间的小型巡展：柏林动物园海象罗兰胃里各种异想天开的杂物、母亲的猪皮手袋、羽毛、信件、玻璃球、跳蚤市场的盘子、废弃的椅子、军装、肩章、地图、相册等。这些看似零散的物件背后，隐藏着被边缘化流亡者的身份焦虑，以及对抗时代失落感的微弱回声。
其实我们都是会走路的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