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然，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专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担任教授。近些年，作者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问题，试图以第《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下的中国转型模式》《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三部曲”进行系统阐释和回答。本书《人地之间》是作者从土地制度改革的角度出发作出分析的成果。读来颇有意趣，其中不少观点极具启发性，现试图将书中主要内容作一简单梳理。
土地制度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承包”阶段。农民自行承包土地，自主经营生产，种的粮食除了上缴一部分给国家和集体外，其余全部归自己所有。二是1994年分税制后的“土地财政”阶段。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把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关键增长点。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土地金融”阶段。在“土地财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杠杆，大大提高土地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效率和分量。
土地制度的经济贡献。作者认为，土地制度适时变革对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实行“土地承包”，一方面，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另一方面，极大释放了农民这一庞大劳动力群体，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生产。“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则推动形成了以“一类市场化竞争”“两层逐底式竞争”“三领域行政性垄断”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一类市场化竞争”，指的是民营企业在经济下游产业进行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两层逐底式竞争”，一层指中央政府在国际针对其他国家实施“逐底式竞争”，大量吸引外资大举投资中国，刺激国内厂商大肆出口产品；一层指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降低劳工成本等方式千方百计吸引投资增加财政收入。“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指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银行在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中进行垄断式发展。
土地制度的问题困境。作者认为，当下的土地制度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走入难缠的困境。在“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模式下，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种有失偏颇的土地出让模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便宜出让工业用地，可以更好招商引资，加快扩大开发生产规模，获得大量可持续进账的财政收入。昂贵出让商住用地，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工业用地补贴，另一方面商住用地是一锤子买卖，本来就是价格越高越好。这种非正常的土地出让制度会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土地价格失衡。工业用地形成全国性买方市场，商住用地却出现了每个城市的局域性卖方市场，结果导致了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的价格差距不断被拉大。二是城市用地结构失衡。在政府征来的土地中，有40%—50%要用作基本没有利润甚至还要亏钱的工业用地，15%—20%要用作完全靠财政拨款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只有30%—40%的土地可以用作能带来净收益的商住用地。三是催生房地产泡沫。商住用地供应偏低，地价居高不下，进一步抬高房价。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议。最严重的是人地发展结构失衡。以居民融入城市来衡量的“人口城市化”，赶不上以城市空间扩张为代表的“土地城市化”，结果出现了土地过度城市化和人口不完全城市化的矛盾。
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议。作者结合现下土地制度优势和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了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改革方向方面，作者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导向的土地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垄断，让土地市场更开放、更具有竞争力。改革力度方面，作者认为要充分考虑现有利益格局，不能太激进、太极端，但也不能躺平应对，放任现有模式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有效措施引导各利益方协调步伐走出困境。对于城市更新困难问题，作者还提出了“两个竞争+一个腾挪”的具体思路。所谓“两个竞争”，指的是让更新片区和开发商都来竞争，更新片区要想被政府选中做旧改，就要看谁能给出最低的拆赔标准；开发商要想拿到旧改项目，就要看谁能给出最好的更新方案、最高的地价和最优的招商目标。所谓“一个腾挪”，指的是在更新片区里或者附近找一个地方，尽快把业主安置过去，降低少数“钉子户”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