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碎碎念写在前面）
2023年10月29日，马修的死讯传来，他于28日溺亡在自家的浴缸里。刚听到这句话时我只感觉很奇怪，太过戏剧化，好像有人开了个不太好笑的玩笑。过了几十分钟，悲伤和失落才慢慢将人淹没，无法呼吸。
朋友发消息询问我是否也知晓了这则新闻，我说是的，只是难过到不太想说话。我从来都不认识马修·派瑞，此人的生活与我毫不相干，也与绝大多数此时同我一样失落的人毫不相干，但他的突然离去，就像一个时代的终结，就像一位老朋友带着许多珍贵记忆一去不返。
第一次看《老友记》，大概是初中时期，周末在家中吃午饭时打开电视点播，那时只觉得有趣却一知半解，听别人发笑时也跟着干笑两声。而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完这部剧，得到高中毕业后的某天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也不记得到现在究竟已经看完了几遍。总有一些事物带给人们的价值超越其本质，《老友记》已不仅仅是让人一笑而过的喜剧，只提供刹那的娱乐，而是一种陪伴和寄托，是避风港，在最纠结、失意、落寞、痛苦，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听任何话，在任何电视、电影、小说、游戏都不再让人提起兴趣时，也让愿意随便点开一集，漫无目的地看上几个小时，让荒芜的生活被填充了一点。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剧情，谁会做出什么动作，说出什么话，但仍不忍按下暂停键，只是听到那笑声就让人安心。这很蠢，但这是真的。当我第三次看到第十季，却不愿点开最后一集时，就明白《老友记》和剧中的每个角色都已在我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果某天以某种形式失去了他们，一定会留下难以填补的空洞。
我向来认为用单一角色定义某位演员十分不礼貌，马修曾厌恶谈起《老友记》，因为所有人都只想聊钱德勒，但后来他坦然接受并为此感到自豪。仔细想来也不奇怪，毫无疑问，钱德勒是影视史上塑造地最成功的角色之一，而其中许多灵感直接来源于马修本人，钱德勒是他人格的一部分，是光明、乐观的抽象符号，是美好的缩影。钱德勒总是剧中最吸引我的那位，哪怕只看了开头几集，也很难不被他的风趣幽默、自嘲式的尴尬、退缩与真挚的温柔所打动。得知马修的死讯后，除了悲伤，我还感到抱歉，因为我对他本人几乎一无所知，仍以“big fan”自居，而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我终于想起来试着了解他。
所幸，为时不晚。
于是我发现，原来马修在两年前出版了他的自传，《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全书主体由顺叙的回忆和隔三岔五冒出来的调侃构成，其中穿插讲述了马修一次突发结肠破裂的生命濒危经历，文风灵动而随意，十分口语化，与剧中钱德勒台词所展现的语言习惯别无二致，让我总是产生错觉而不得不提醒自己——正在阅读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但就自传内容本身而言，读起来并没有预想中那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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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的父母，约翰·马修与苏珊·朗格弗德相识于加拿大大学生冰雪皇后小姐比赛的秀场，约翰在结束他的演出后，与去年的胜者苏珊跳了一支舞，于是美丽的邂逅发生：一位民谣歌手和一位选美皇后在1967年，那个被大雪困住的加拿大小镇坠入爱河。1969年时马修出生了。这段爱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在马修一岁生日前，约翰和苏珊离婚了，马修在加拿大的飞机与母亲生活。
五岁时，马修被独自送上去往洛杉矶的航班去探望父亲，手上拿着一本杂志，胸前挂着“an unaccompanied minor”的牌子。这段经历深深烙印在马修的脑海里，这个惊恐万状、犹豫不安五岁男孩就是导致“持续一生的被抛弃感”的原因之一。
马修的母亲再婚时，马修亲手送她出嫁。
十四岁的某个夏日，马修与两个朋友在小镇上无所事事地漫步，一个想法忽然跳进脑海：为什么不来点酒呢？傍晚时他们回到马修家的后院，一口气喝完了所有酒，只花了十五分钟，接着两个朋友倒在一边呕吐不止，而马修躺在草坪上，感受大脑被酒精侵占后奇异的平静与麻木。
“这世界变得合理，它不再是扭曲而疯狂的，我终于完整了，这就是答案，我想，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缺失的，这一定就是普通人所感受到的。我没有问题，它们都消失了，我不再需要关注，我已得到关照，我一切都好。”
这是马修第一次喝酒，为了戒酒，他花了七百万美元，参加过六千次嗜酒者互诫会，去过十五次戒毒所，每周去两次心理治疗持续了三十年，几度濒临死亡，一生沉沦。马修曾谈到，他不怕站在数千万人面前演讲，但害怕独处。当他独自一人时，酒精与药物变成致命的诱惑，那个独自坐在飞往加拿大的五岁男孩又会找上来——他被抛弃了，这种“被抛弃感”持续一生。一开始，他怪罪于自己迷人、充满爱意、用心良苦的父母，但也明白有些东西无法强求。在毕业典礼上，马修的父母时隔多年再次相聚，但“接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尴尬晚餐似乎只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共有的孩子注定是不舒服的，尽管他通常也是房间里最有趣的人。”它让马修明白了一些自己没有预料的到的东西：他们没有在一起是正确的。
“每个父母出门工作，总会回家。这是一般的情况，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什么东西会导致突发腹绞痛、成瘾、持续一生的被抛弃感，或者‘我不够好’的想法、长久的安全感缺失、或者对爱急切的渴求，又或者“我无关紧要”的念头。”
马修刚刚出生时非常吵闹，总是在哭闹和尖叫，为了让他安静上几个小时，他的父母会给他一片药。“我是个吵闹有需要关注的小孩，而我得到的答案通常是一片药”，同样的答案一直持续到他的青年时代。与其用快乐或者不幸来简单定义这段时光，不如说一种不安感如阴霾般挥之不去，长期笼罩着他的生活。在潜意识里，他依旧是那个不够好的、被抛弃的、不被需要的孩子。在成长的路上，马修很早展现出他的天赋——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在任何场合下他总是在活跃气氛，总是在娱乐他人来避免尴尬。但这种改变也意味着，“再没有人能靠近我的心底，没有人”。
“我需要许多药片来帮自己假装成别人。”
十六岁时，马修再次独自登上前往美国航班，去往父亲身边。在美国追求演艺事业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工作的日子里，马修独自窝在沙发上，或者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从童年时代就植根心底的空洞吞噬着他，有时他站在街角，忽然开始用头撞墙，一下又一下，某人停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想不到什么更好的事可做”。
马修的脑海里，一个念头变得空前地强烈——“让我成名吧，不惜任何代价。”成名就是答案，成名就可以修补一切。他陆续出演了《第二次机会》、《飞越比弗利》等数部剧集，生活起起伏伏，有时积蓄花光了才想起来接下一部戏，直到1994年，《Friends like us》开始试镜。
“当我读《老友记》的剧本时，就好像有人跟了我一年，偷我的笑话，模仿我的言谈举止，复制我厌世却又机智的人生观。其中一个角色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不是我觉得我能演钱德勒，我就是钱德勒。”
《老友记》拍摄的十年是马修生命里最特别的十年，不仅因为这部剧一上映就大获成功、薪酬高得离谱，并让马修提名艾美奖最佳男演员，而且因为“《老友记》是一个安全之所，是我平静的试金石，它给了我一个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也给了我一个前一天晚上稍微放松点的理由。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不仅是荧幕上的“朋友”，在现实生活里，也是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的朋友。酗酒的问题从未远离马修，而1997年一次滑雪事故后，他开始对止痛片上瘾。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每一季中他的形象，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饮酒和嗑药的痕迹——当他变胖时，就是酗酒；当他变瘦时，就是药物成瘾；当他留起了山羊胡子，就是大量服药。第六季末尾莫妮卡和钱德勒结婚时，马修正住在戒毒所，那是2001年5月17日。他大量服药才能持续拍摄，但从未在拍摄时磕嗨，“我不能这么对他们”。
“我最大的欢愉也是我最深的梦魇。”
1996年时，马修与茱莉亚·罗伯茨有过一段罗曼史，当剧组邀请她来客串时，她说“我必须出现在钱德勒的故事线里”。两人很快成为的情侣。这段爱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走向终结，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没有不欢而散，某个夜晚马修提出了分手，因为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茱莉亚终究会离开他，“当我得到某人时，我必须在她离开我前离开她。”很多年后马修在医院里，看着茱莉亚登上艾美奖的领奖台，然后转身拥抱男友。那晚他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发自内心为她而高兴。
“莫妮卡先上前，她把钥匙放在空柜台上，钱德勒紧随其后，然后是乔伊——哄堂大笑，因为他根本不该有钥匙——然后是罗斯，然后是瑞秋，最后是菲比。台面上有六把钥匙，然后呢？我们都站成一排，菲比说：“我想就是这样了。”乔伊说：“是啊。”然后他向观众看了一会儿，几乎打破了第四堵墙，然后说：“我想是的。”……但没有第四堵墙需要打破，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我们在人们的卧室和客厅里呆了十年；最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第四堵墙需要打破，我们是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六个亲密的朋友，住在一间看起来太大的公寓里，而实际上它只是客厅里一台电视机的大小。”
“我在停车场坐了一会儿，回想了过去的十年。我想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2194号》、《22500美元》、还有克雷格·比耶科；我想起了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剧组的演员，想起了那次维加斯之行，在那里，我们可以穿过拥挤的赌场，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想起了所有的插科打诨和不加言语，想起了默里兄弟，想起了我最著名的，过于接近事实的台词，比如，‘嗨，我是钱德勒，我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开玩笑。’和‘直到25岁，我还以为对‘我爱你’的唯一反应是‘哦，糟了!’’和‘我们咽下自己的感情。即使这意味着我们会永远不快乐’和‘我还能更配不上她吗?’”
十年弹指一挥，但是留下的回响久久不绝。
“如果我不再每天从事这种有趣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我又会变成什么样？”
“某天晚上，我非常渴望入眠睡觉，想从我正经历的残酷戒毒中解脱出来。那瓶阿普唑仑在召唤我，如同黑暗中的邪恶灯塔。我把它想象成一座灯塔，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船转向了失事的岩石，而不是远离它们。防儿童瓶盖对这个孩子来说不是障碍。另一个房间里，孩子的父亲正在打瞌睡，看着《出租车》的重播，而在我的房间里，我正在隐喻性意义上的致命悬崖旁，一头扎进那瓶阿普唑仑里，服了四片。（一片已经太多了，而四片？）但没有成功。没有人能逃脱——那四颗阿普唑仑被证明无法对抗我的思绪。入眠之事仍然难以捉摸。它被羞耻、恐惧和强烈的自我漂浮所束缚。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对这个瘾君子来说，还得再吃四个。（八片不仅仅太多了——还是一个致命的数字。）不知怎么的，后四片和前四片结合在一起，我终于睡着了。服用阿普唑仑后的睡眠并不是很好——这种药在提供深度睡眠方面是出了名的糟糕——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让我的大脑安静下来，至少几个小时，让我从正经历的难以置信的痛苦排毒中得到一些缓解。”
马修这辈子里花费了许多时光呆在医院里，每次躺在病床上，他都发现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回顾他的一生，像考古发掘中令人困惑的发现一样，把每一刻都这样或那样地翻来覆去思索，试图找到此生中这么多时间都在不适和痛苦中度过的原因。或许是童年的缺憾、长久的安全感缺失，或许是体质问题，或许是某个不幸的意外，或许是自制力低下。在马修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拎着一瓶酒回家喝个痛快，直到某个糟糕的夜晚，他在喝酒时掉进了灌木丛之类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他将此事告诉了黛比，她问：“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他说，不，然后他去散了个步，戒了酒，从那以后一滴也没沾过。
“就TM散了个步？”马修在内心难以置信地大喊。
戒断对马修而言绝非易事，它就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每一不如意的角落，每一处缺乏光亮的阴影，试图把你拉入深渊。它消磨你的健康，夺走生命力，同时也摧残你的意志，让你的脆弱时刻蒙上愧疚的阴影，让你失去自控，让你自我厌恶，让你失望，让你不停地问：“我还能看到明天吗？”
我还要看到明天吗？
在结肠破裂后，马修经历了数周的昏迷，他的复苏是个奇迹，他离死神仅仅几步之遥。当他醒来后所有家人和朋友都陪在身边，“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所期待了只是明天。”
罗伯特·弗里茨（Robert Fritz）曾在书中写道：“现实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品味（Reality is an acquired taste）”，并非天生如鱼得水，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力来观察，尝试，习惯一些某人习以为常的事实。马修的一生混乱、糜烂、痛苦不堪，依然掩盖不了那些耀眼的光芒。他谈到当自己了解到被酗酒和药物成瘾反复困扰的不止他一人时，那一刻感到的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安慰，他放声大哭，写自传时提到这一点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孤独感从未远去，酒精、药物和名誉都不是那个“大麻烦”的最终答案，我想他没有找到，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他英年早逝，因为麻醉剂的副作用溺亡在浴缸里，这个结局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但所有人都有所预料——在几十年漫长的抗争里，他的生命之光早已一点点消亡。他搞砸了，但他已拼尽全力。
马修没能真正挺直腰板，也没有跪地求饶——他只是半蹲着蹒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