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后的耍猴人》，唤醒了我童年时期的记忆。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时常会有杂戏团表演，除了走钢丝、咽喉顶枪、胸口碎大石等常规节目外，耍猴也常在其中。因场地开阔，收费不易，表演完之后，除了当场收费之外，他们也会逐家逐户“登门拜访”。但那时并不收现金，否则是很收来的，而是给一瓢小麦就行。如今，农村是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观了。
这本书是一次宝贵而真诚的备忘，记录了那些逝去的年代和“消失”的人群。那些耍猴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终究不见其踪迹。作者马宏杰是一个摄影记者，他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千禧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地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成分，很多日常生活所需在一个村子里就能满足，比如理发、修车、看病、打面、雪糕制作、农机生产等，而随着商业大潮的裹挟，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这些行当和职业终究崩解，都汇集到了乡镇和城市等中心地带。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个一个人》这本书。两本书虽然内容不同，但在主题上却有很高的同质性。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论著《历史哲学论纲》中说道，“把过去的事件不分主次地记录下来的编年史家依据的是这样一条真理：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 当然，不仅是发生过的事情自有其历史意义，曾在历史上留下或浓重或轻微影响的“局内人”，也构成一部自洽自足的编年史。《一个一个人》的作者将那些普通的底层人物比喻为“一颗一颗星”，就像他所说的，“一路上，我碰到了一个一个人。我常常想，他们也是一颗一颗的星星，或明或暗、或近或远、或大或小，他们高高悬挂在天幕，构成一个星空——我们时代的天空。而那些星星，也照耀着我灰暗而平凡的人生。”
其实，这些耍猴人何尝不也是一颗一颗星呢？这些“失败的人”，这些被时代湍流甩下来的人，以及那些辛酸苦涩的底层经验与共同体验，在真实的世界能够找到千千万万个原型。《最后的耍猴人》就是在为这些苟且生存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也为那个远去的年代书写了一份有温度的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