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在散文集《我们并不知道》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海小青年下乡黑龙江，于农场与一中年劳改犯学做镰刀柄。
论资历，中年劳改犯是小青年前辈，但老前辈讲南方官话，斯文有礼，为人客气。
上海小青年自家乡带来了唱机，工具间终日播放，听贝多芬和萧邦，乐声引来知音，被流放天涯的沦落人在冬夜里组乐团作文艺排练，老前辈在一旁加煤烧水也不言语。
一夜，乐团排练进入高潮，烧火的老前辈挺直腰杆说“交关好、霞气好”，那是上海话，非常的意思，老前辈口音泄漏了来历，小青年询问之下，始知老前辈是旧上海乐队的小提琴手。
最沉默的，才是最深情的知音。
这个能人异士、大隐于市的故事，极其类似金宇澄本人际遇，他在80年代写了几部小说，得奖了，并未趁胜追击，反而转进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寂寞了一辈子，只为他人作嫁衣裳。
七年前，老先生在网络以“独上阁楼”的名号追忆上海似水年华，他没别的心思，就只是分享，谁知就有网友在旁敲碗求帖，应观众要求，一回写过一回，再回神，就是厚得如小砖头一样的小说《繁花》了。
《繁花》计35万字，有个单字出现了1500次，“不响”，一声不响的不响，这是好事者算过了：
女人邀请男人喝咖啡，男人不响。
饭桌上，男人被戳中了心事，不响。
男人喝醉了，闭上眼睛，不响。
伤心不响，沉思不响，发呆不响。
扉页还是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由我决定。
不响，是心里有事，是词穷，是故作神祕，评论家有千百种文学修辞的理由，但也可能不响的理由就只有一种。
迷人的男人从来不废话，博学而健谈是一回事，但健谈却不懂节制，太得意了，梁朝伟也把自己聊成了曾志伟。
男人谈话是这样，写作也是，最迷人的写作往往都是博学而节制，阿城是这样，木心是这样，金宇澄也是这样。
算算年纪，老先生今年67岁，王安忆66，苏童57，毕飞宇56，老先生出名不趁早，因为多少往事锁在心里，一生不响，故作文学潜伏者，临老入花丛，方得一鸣惊人。
沉默是金的魅力在《我们并不知道》看得更清楚，该书原名《洗牌年代》，出版早于《繁花》，小毛蓓蒂的故事老先生说了两遍，两相对照互为前世今生，只是少了长篇小说的布局。
《我们并不知道》里上海浮花浪蕊的往事，点到为止，更简白，没看过《繁花》无妨，亦可把它当作一本上海往事录。
他写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上海人的小奸小坏，“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的上海人”，也可以当张爱玲的散文《流言》来看待。
金宇澄1952年生，出生那年，张爱玲离开上海，“50年代父母取名随便，哥哥第一个生，比较忙乱，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个，舒服一点，就叫金舒舒，上海话拗口，很不好听，有资产阶级味道。”
《回望》里有一段金宇澄对父亲晚年的描述，大意是母亲发现，父亲不小心把预备拿来炒菜的豌豆苗当垃圾丢了，却留着枝梗，母亲只好也扔了枝梗，很平凡的一段插曲，却让人想起那整整一代的中国人。
大量脆嫩的青春，被抛掷进兵荒马乱的战火，倘若没化为灰烬，余下人生便在一次次清洗运动中折旧破败，最后被扫进了故纸堆里。
金宇澄父亲于1937年对日战争爆发之际，成为地下组织情报员，熬过牢狱之灾，却在1955年被认定当年有叛变之嫌，遭到审查，之后政治污点如附骨之疽跟着他，文革中专职清扫厕所。
他不曾料到在日本宣布投降当晚，与友人闯入人去楼空的汉奸豪宅，举杯庆祝，已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后半生他只能重复捞取记忆里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加之金宇澄父亲的工作性质，更绝口不提过往，乃致于少年金宇澄在文革时，天真地问父亲，当年父亲怎么不当工人？
当了工人，家里算是无产阶级，就不会被多次抄检，让准备出门扫厕所的父亲顿时哑口无言。
因而金宇澄在《回望》写的不只是父母，而是那一辈人与他们活过的时代。
他将关于父亲的忆往篇章命名为《黎里．维德．黎里》，母亲的生平是《上海．云．上海》，两个原乡包夹着这对男女青春岁月的变迭。
出身水乡黎里（近江苏吴江）的父亲，因着小镇被日军占领后，目睹被送去慰安所的尼姑嚎啕大哭，于是参加地下组织，化名程维德。
他击毙过汉奸，一身硬骨挺过牢狱酷刑，却不是典型抗逆封建家庭的“进步青年”。
在儿子笔下，他对长辈恭谨有礼，案头列宁文集与廿四史并列，写旧体诗，分明是个温和的小镇知识分子，不甘只用笔墨爱国，更提枪上阵捍卫理想，却在他有份参与创造的新社会获罪，活成了巨大的反讽。
而金宇澄所写的苏州河，他执迷的厂房、工人、铁路等风景，来自他所生长的上海，传承自母系家族。
《上海．云．上海》就是他母亲第一人称的口述回忆录。
出身银楼的母亲自小被当男孩养，有过三个名字，姚志新寄托了旧时代对男嗣的渴望，姚美珍是进了现代学校改的，她叫自己姚云。
少女姚云在学校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尔后认识作者父亲，始终唤他的化名维德，这些名字透露出激情年代社会思潮的风云变幻。
云讲述到婚后生活，从对新社会充满期望，渐渐以各种政治口号与运动做为断代依据，银楼千金因着丈夫被捕，学会撑起一个家，在一波波自我改造运动中辗转于农村与工厂，私家产业逐渐被收归公有。
身为衣食无虞的资产阶级小姐，又是复旦大学生，母亲却能坚韧面对动荡中的艰辛境况。
金宇澄问过母亲，为何不曾想过卖掉父母给她的嫁妆细软？
母亲惊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不可能的！”
可见，金宇澄父母的性格其实极为相似，两人一方面怀抱着改造社会的期盼，一方面却也坚守某些传承的价值，未曾遗忘。
他像翻修旧家具般，细细扫去尘埃，刨光、上漆、阴干，让老人与亡者体内藏匿的云与维德，微笑跨步向前，站了出来。
即使如此，老先生写文革，也不提伤痕，亦不忆苦思甜，一样不响。
他只讲文革的日常，掏井，打油，补缸，磨豆腐，也帮发情的小马做阉割，他在书末与傅月庵的对谈里解释少年时代多能鄙事，是“人在平静无望阶段，容易被所谓的技能渗透。做马夫，不知道要做到哪一年，就会接受细节了。”
种种劳动充满细节，但行文有节制，读来全然不琐碎，譬如《天工开物》一样朴素。
老先生讲技艺，也讲记忆，北大荒的凄凉对照着老上海的繁华，凄凉处忆繁华，繁华处有凄凉，但也许也没这样滥情，回忆是不值钱的。
但动荡的年代，众人身世阶级，南北串联，全像一副扑克牌一样刷刷刷打散重来的年代，身不由己，也只能靠一点点死灰的回忆做支撑，记住自己的出处。
老先生文集以《洗牌年代》之，或许是这样一点念想。
而我们并不知道，现代的文学男青年女青年们，捧着一本《繁花》，怀念着不存在的老上海，也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