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其说是《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的书评，不如说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情感化表达。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这本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而写，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我这篇文章同样也是为了那些经历文化障碍的学子，特别是我自己而写，希望能带给我们用以脱困的爱、慰藉和勇气。
自隋朝开科举制以来，读书改变命运便成为中国人骨子里亘古不变的信仰，这成为一代代寒门弟子的自我期许。但今天的现实却远非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考上大学甚至是名校并不必然获得好的就业出路。为什么社会出身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在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上劣势明显？本书尝试回答的是这一问题。
竞技场
没人会否认高等教育的进步主义特征，大学作为文化再生产的最重要载体，承担着传道受业解惑育人的独特功能。大学是一座象牙塔，学生们在其中被保护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事实上，每一个真正在大学场域内活动的个体都会承认的是，大学早已不复那种理想主义的纯粹，而是逐渐变成一个与社会联系愈发紧密、稀缺的资源和潜在的权力蕴含其中、且竞争愈演愈烈的空间。书中提到布迪厄的“游乐场”比喻：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对此游戏抱有不同感觉的“参赛者”置身其中，并投下各类资本作为赌注以试图取胜。换言之，大学更是一个竞技场而非象牙塔。
即使是在大学生就业环境如此市场化的当下，由于独具特色的中国制度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鲜明地印刻着一种非市场化的烙印，大学的校园生活以及校园里潜藏的机会和资源，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市场化。这种非市场化带来两种后果：第一是校园里充斥着某些与就业准备关系甚微的活动，如社团、竞赛、志愿服务、讲座等等，他们的存在并不符合效用最大化的市场理性；第二是校园内的竞争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体现在“参赛者”对规则的感知上。作者的迷宫比喻解释了校园竞争的逻辑：当大学生终于闯过千军万马渡过独木桥后，等待他们的不是“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的桃花源，而是一个被精心粉饰、险象环生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阳关大道”直达迷宫的出口，每个人需要在路口处不断做出选择，每一条小路（如科研、社团、学生工作、实习）内都有不同的风景。他们在各条小路之间穿梭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金币”（高的学分绩、竞赛奖项、实习经历）；当他们到达迷宫的出口时，会将自己收集到的“金币”拿出来用来购买人生下一段旅途的车票。
这个迷宫看似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暗含着一些特别的要求，因而对不同出身的学生可能意味着天差地别的难度。有人对迷宫的布局相当了解，甚至有用来参考的地图，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甚至有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处迷宫的竞争中。更为致命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其中的游戏规则，譬如迷宫的尽头有多少个出口，每个出口处“金币”的“汇率”又是几何。况且，获取“金币”的难度对于每个人而言又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生就带有垫脚石，能吃到更多更大的金币，而有的人在迷宫中兜兜转转，只能吃到一些容易吃到的小的金币，这最终导致了结局的不平等。
从学历贬值的迅速中我们能看出，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因而也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代入到我们所说的迷宫中来就是，你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迷宫出口、获得更多的“金币”，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优势，即使你是名校学子。这就催生出一种“履历经济学”现象，大学生若想把自己打造成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要有意识地、持续地打磨自己的大学生活，让履历厚实起来，因此，绩点、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等就成为必需品。但这些必需品的获得是一种极具“技术性”的操作，这意味着只有具备充足的指导和资源的学子才能完成这一点，所以说，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两种人
大学这个竞技场绝不是“公平公正”的，而是明显地向着某个群体倾斜，这一观点早已得到社会学家的论证。社会结构总会再生产现有的秩序——即使是在大学中，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在其中，三种资本的差异导致大学生行为的差异，从而将大学生群体分为两类。这三种资本是：（1）经济资本，无需解释。（2）社会资本，即嵌入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家庭成员持有的社会关系资源会对求职、恋爱等产生关键作用。（3）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审美偏好、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等，不同阶层持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均衡的，教育通过与优势阶层所具有的某种“亲缘关系”的文化专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大学这个场域内合法化了再生产的秩序。这样把大学生群体分为两种人：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文中这两个概念难免有些晦涩，我把它们转化为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来自于优势阶层。这里的现实主义我想表达的是他们重视现实，他们既有自信又有资源和能力来让自己的现实从美好变到更加美好。以绩点来看，现实主义者似乎漫不经心地、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令别人艳羡的成绩。在作者的访谈中，现实主义者主张的观点是以最少的时间换来还不错的成绩，他们会采用策略性选课、上课提问和回答问题、与老师和助教保持密切联系等看似“投机性”的手段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成绩，这种策略似乎有些违背伦理，但它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并不算得上是一种功利性的投机，而是一种脚踏实地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因为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探索和选择，他们认为这是更为重要的。重视成绩但又不死盯着成绩，而是根据成绩对自己个人成长的实际用处来决定自己精力的分配，这是一种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倾向。社会出身优势的现实主义者也自带乐于进行社会性参与的文化倾向，也更能通过课外活动为自己积累有用的文化能力和社会资本，认识更多有趣的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
相比之下，来自于劣势阶层的理想主义者我更有发言权，书中的描写也更加令我感同深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寒门子弟，毕竟在近一半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现实面前，说我是纯粹的寒门是不合适的。但我的生活依然拮据，如果有朋友邀我吃饭，我会提前计算好如何省钱才能弥补上这一缺口（过去我偶尔会有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的心理，但现在不会了，毕竟出身并非个人所能决定的事情）。我生长的城市是石家庄，它除了几年一次的笑话（“摇滚之城”、疫情防控）和绵密的雾霾之外没有其他特点，只是一个普通且孱弱的城市。
理想主义者为何怀揣理想，因为现实对他们而言是不如意的。理想主义者的一大特点是“赶不上趟”，刚进入人民大学时面对陌生的一切，虽称不上恐惧，但明显有一种不清楚我自己是谁、我将要成为谁的一种模糊感。我对自己没有什么目标，那时的我甚至觉得读研究生是一件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对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比如社团、学生组织，当这些事情别人做完了，才突然想起，啊，这些事我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下，但时机已经错过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幼稚的多，大二的我和大一的我没有什么区别，依然是无知的，而别人从大一开始就准备保研了，等我幡然醒悟时都为时已晚。我想起原来分享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人的命运。
理想主义者的另一大特点是“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该向迷宫的哪个方向走，不知道“金币”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迷宫中。最明显的体现在绩点上，理想主义者是“绩点无用论”主义者，成绩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特别清楚，也就没有特别在乎。对于那些用来提高绩点的策略性方法，理想主义者往往嗤之以鼻，他们的朴素却幼稚的道德感不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某种象征层面的“道德边界”隔开了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学习观念。这同样导致，理想主义者可能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用于学习，但却并没拿到想要的结果。平心而论，那些看似投机的行为不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付出和投入吗？哪有什么所谓的“正经的学习道路”和“不正经的学习道路”呢？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格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大学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进入大学并没有感受到某种疏离感。曾经在b站上看到过北京四中的毕业舞会，而我从小到大都没听闻任何周围人参与过舞会，还以为这只是某种艺术家虚构的上流的社交模式，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写的一样。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长期生活在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中，这种环境培养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我所在的高中，我想用“不开明的开明”来形容，我可以在高中场域内干一些与应试无关的事情，比如看闲书，老师也不会严厉地指责，这是某种程度的开明。但相比于优势地区的教育模式来看，我们又显得格外不开明，六点多到教室早读，晚上十点半放学，没有手机没有电子产品，从一周歇一天到两周歇一天到一个月歇一天，一月一大考到一周一大考到一天一大考，这或许是优势地区的同学难以想象的，而我却习以为常也并无感受到很大压力。在我脱离这种严苛的基础教育阶段后，反而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考试主义的规则更为复杂、更隐蔽的场域，这给已经习惯考试主义的我而言是一大冲击，入学之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在情感和行动上承受着茫然，我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只好得过且过的度过每一天，不知道做什么，迈出的每一步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正如布迪厄所言：“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失败。”这种最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群体，却是最不知道如何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人。
这部分的最后我想谈谈理想主义者的社交状况。因为过于纯粹的基础教育经历带来的经验，导致理想主义者往往忽略了社会性投入，并且没有一个进行社会性投入的好方法。换言之，进入大学后，这部分人会经历一个“社交融入困难阶段”。除了经济资源带来的社交障碍，还会面临文化资源带来的社交障碍。比如说对于某些语言习惯和文化品位，像高雅的音乐会我不会去欣赏，也欣赏不了；某些金钱感十足的奢侈品牌我也搭不上话，因为我并没有听说过。这种文化上的捉襟见肘让我的社交圈子非常狭窄，幸运的是我从事班长这一工作交到了几个珍贵的朋友，专业分流以来的专业课经历也让我扩展了交友网。但这与那些“交际花”相比显然是九牛一毛的。我与老师的交流也甚少，一是我本就有不愿麻烦别人的特质，二是我觉得老师们虽然和蔼可亲，但我们终究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来看，这也导致了理想主义者的独立解决问题的偏好，而独立解决问题和与他人合作相比，会失去很多东西，这让理想主义者更加孤单地迷失在迷宫里。
本书揭示的一个事实是，学校教育系统的隐性的文化要求同低阶层文化不相兼容，而是系统性地与优势阶级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因此，寒门子弟由于文化资源的错配会产生一种自己走错了地方的陌生感、混乱感、不安感和不确定感。这种文化障碍既表现为文化脱嵌，寒门弟子进入经营大学后，体会到的对周遭无力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又表现为文化迷失，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自我的冲突，继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观望状态，随着自己的习惯不断调整着自身和场域之间的矛盾，自我认同也在这种调整中变得愈发不稳定。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并不代表寒门弟子的文化禀赋存在任何的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与大多数顶尖学校的“默认文化”不同而已。
结语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强基计划再表现好一点就能上清华了，如果我高考发挥再好一点或许结果会更好，如果我选专业再谨慎一点我也不会如此痛苦，如果我大一转专业我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了……如此这般的【如果】如走马灯般从我脑海里闪过，可惜没有如果。而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如果】能够成真，或许我仍然处在无法回避的痛苦当中，这是由某种不可抗力所决定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命运自出生之日其便早已被某种结构性的大手所操控，而我在不断试图脱困的过程中慢慢厘清命运的纹理。我并不是要去埋怨什么，或者表达某种悲观的情绪，我只是试图理解我自己的困境，“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这或许才是人文关怀的本来面目。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