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传统十论》序言中为全书立意：
“笔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第2页）
隐含在这段表述后的逻辑思路是：有关传统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分析，是作者的立论基础，亦是全书的着力点。不惜篇幅，作者分析走马楼吴简总反应出的魏晋时期乡村社会惊人的姓氏杂居情况（第6-29页）；接着作者另辟蹊径地从地名学上分析以姓名村现象，指出乡村聚落与姓氏联系在一起是隋唐始见其萌、明清以后才大为流行的现象，聚姓而居并不是古已有之，宗族组织的发达亦并无久远的渊源（第39-43页）。
由此看来，传统社会并不是真正的血缘维系的乡村社会，反而是一个“编户齐民”的社会，宗族组织并不长时期大范围的存在于基层社会，亦并不能真正提供“乡村自治”。秦晖先生另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上“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指出作为治国手段的“儒术”实际上分化为“法儒”和“道儒”，“法儒”出于充实国家财政的目的抑制民间兼并，“道儒”出于维护权贵利益、不与“绅民”争利的角度出发选择了不抑兼并（第46-55页）。不难看出，兼并的“抑”与“不抑”、甚或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抑”，并不是问题的重点，权力在经济政策选择上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最高权力决定财富是流向国库还是流向权贵的问题，平民财富和平民经济权利并不出现在上层的经济设想中，“大共同本位”的视角支配着一切宏观经济的具体控制手段（第56-60页）。
《传统十论》探讨的经济史和文化史上的问题，看起来是剖析传统中国社会的传统，打破以往我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为宗族”的认识误区，实际上却是在探讨小共同体生存空间狭窄，专制权力完全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这一问题，进一步关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面对的制度、文化和变革问题。消解大共同体、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突破小共同体、争取个人自由，可以看做十论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曲折道路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