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许多人选择背上行囊再次出发。然而，与激动相伴的是一种久违的局促不安——世界的面貌变得陌生了。即使是旅行经验丰富的杨潇，也会在重新启程时，突然产生“网约车找不到我怎么办”这样没来由的担忧。时代的巨变早已在个体身上留下印记。
《可能的世界》一书中的文章创作于 2010 年至 2019 年，作者杨潇前往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在采访与阅读中记录下时代光影变化下人与社会的面貌。然而，今天我们在此地的光影变化下，再去回望那十年的故事，这些文本又有了另一重含义：它们不仅是对旅行目的地的记录，也是对一个行动力与可能性共存、“明天会更好”深入人心的世界的记录。
在《可能的世界》新书沙龙上，作者杨潇与作家陈冠中、李静睿围绕“在世界与我之间，寻找可能性”进行了一场对谈，由本书策划编辑罗丹妮主持。他们从书出发，谈及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更多感受：这本书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序言里为何说要“追上 2019”？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了解世界如此重要？未来的世界会更好，还是会更糟？……
以下是这场对谈的回顾分享：
罗丹妮 我想先问杨潇，这本书具体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为什么要取“可能的世界”这个名字？
杨潇大多数读者朋友可能是通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认识我的，但是在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之前，我其实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工作。
因为记者身份的特殊性——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职业，我有机会去到一些别人不太容易去到的地方，见到一些别人不太容易见到的人。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也意味着责任：你记录下来的必须是真实的人与事。
大概从 2010 年开始，我多次去日本进行采访，之后便开始写一些跨国题材的非虚构类叙事文章。直到 2017 年，我已经积累下很多篇文章，觉得可能能编成一本书，但是又觉得差口气儿。直到 2019 年 12 月初，那时有一个机会去都柏林旅行，再从都柏林和去往北爱尔兰的城市贝尔法斯特。
我在都柏林时，英国刚好发生了“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在埃塞克斯郡的工业园区里，39 名越南的偷渡客被发现在货车的冷冻货柜里面集体遇难。这一度是非常大的新闻，登上了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报道过一位遇难的女孩，她在遇难前给朋友发了一条英文短信“almost spring”，这是一句越南俗语，表示快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是女孩却永远停在了最后一刻。
“偷渡客遇难”新闻铺天盖地的同时，我在都柏林看了刚刚上映的《小丑》，更加让我感受到了文明的对撞和内爆。之后，我到贝尔法斯特参观泰坦尼克号博物馆，观看一艘巨轮的故事，又去参观了当年天主教和新教徒冲突时修建的“和平墙”。当我在“墙”和“船”之间游走的时候，我感觉到它们是贝尔法斯特最耐人寻味的两个图腾。
某天早上晨跑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索尼音乐发布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周年纪念版本，我就一直在听这首歌。我是一个 80 后，80 一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被内置了一个所谓的“进步叙事”——我们可以一直进步下去，明天会更好。
但是在 2019 年去到这些地方，看了这些新闻、博物馆和电影后，我反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时间像一个来回的钟摆，此时正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从 2010 到 2019 年，好像一个 10 年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 10 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好像正在跨入一个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代当中。
我在 2019 年 12 月份回国，之后发生的都成为历史了。以上可能是出版这本书最直接的因缘。
陈冠中 我认识杨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前也看过他写的很多精彩的长文章。他刚刚说《可能的世界》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 2019 年，最早的一篇写于 2010 年，2019 年之后发生的就都成了历史，我听了非常感慨。
今天回看 2010 年到 2019 年这十年，我们似乎跨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怎么在当时，中国大陆的记者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到世界这么多地方？行动上的灵活和自由，在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可能的世界》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思想的活泼和题材的广泛——从埃及、北爱尔兰到德国再到当年的缅甸。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回想杨潇出生的 80 年代，那真的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世界是充满可能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多元共存，大家都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我记得《明天会更好》当时也有香港群星歌手合唱的版本。但是千禧年之后，世界其实没有那么太平了。
李静睿 我和杨潇在 2008 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我们也一直是好朋友，那时候我去他家里玩，看到他桌子上摆了一本书，是何伟的《甲骨文》。我还问他，这是谁？
后来我有一次在机场买了这本书，看完后非常受震动。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怎么读到过国外记者是怎样描述中国的。我又看了何伟别的作品，之后就和杨潇说，你应该写这样的作品，你一定可以写成这样的文字。
这次我看《可能的世界》里的文章的时候，有个很强烈的感受就像冠中老师刚刚讲的那样，那个世界可能已经逝去了，可是杨潇的这些文字还停留在原先的地方。文字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完全被定性的，也不是单纯的、不会变动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旧的文字，它却能够触发我们新的感受。
比如在书中的访谈里，桑德尔提到，他一直反对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个人努力可以决定命运”的风气。我当年看的时候，感觉它只是一个比较轻的、理论性的东西，是桑德尔在政治哲学上的一个观念。但是现在，我能够感受到桑德尔当年谈论的很多问题，在之后的时代变迁中都得到了印证。如果我们现在再去跟年轻人讲，你的个人奋斗可以决定一切，已经没有人再去崇拜这套叙事了。
罗丹妮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当编辑把这些稿子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非常惊讶的感觉。它好像是写给此时此刻的我看的，它回应的是今天我身处时代的所有问题——我和我所在社区的关系、我和我理解的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还是我们今天在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因为写作与出版拉开了一段时间，这本书好像又具有了某种新的角度。所以我们重新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杨潇又为每一部分写了新的序言。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它们已经不再是散乱在各个时空的文章了，而是对过去 10 年经验的总结。这本书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它的合理性、意义和力量。
罗丹妮 我想问杨潇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在新书首发的时候，首先分享给读者的那篇自序题为“追上 2019”。有读者问：为什么要追上 2019？2019 明明是一个过去的年份。想请你谈一谈，你为什么用这个篇名？
杨潇 首先，我们肯定是无法“追回”2019 的，作为过去的年份，2019 是追不回的。“追上 2019”这个词其实是突然冒出来的。
2019 年 12 月，我最后一次出国，再一次出国就已经是 2023 年 8 月了。当时我要去新加坡参加一个会议，明明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让人省心和安全的国家，但是我已经三年多没出过国了，就好比手被冻僵了，就算回到温暖的地方，也很难一下就回过劲来，好不容易回过劲来，也握不起东西。
当时我在新加坡最大的商场，要打一个东南亚版的网约车，我却会担心，如果司机突然找不着我怎么办？如果他不说英文怎么办？很多莫名其妙的担忧一直笼罩着我，大约有三天之久。直到最后一天临走前，我去了一个英文书店，在书店里看到了好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书和作者，才感觉稍微活过来一点点。
我对自己这个状态还挺感慨的。2023 年年底的时候，我和“不合时宜”播客的几个朋友聊天，聊起了这个事情，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体会很有共鸣。后来写自序时，我就想到这句话，“我要追上 2019 年”。
我也想追上更多以前的年份，不是“追回去”，而是“追上”，因为我想找回那种更加开放的、更加不害怕的心态。有时候我回看自己以前的文章，觉得那个时候确实胆子更大、更加无所顾忌。这不是怀旧，而是希望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保留过去好的部分。
陈冠中 我知道杨潇曾经获得过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2021 年年度旅行文学奖。旅行文学会涉及非常丰富的知识，我认为杨潇的艺术就在于把知识跟有趣的事情结合得特别好，读起来特别顺。
举个例子，《可能的世界》里面有一段说到，东德（当时的民主德国）和西德（联邦德国）终于合二为一的时候，其实很多东德人对西德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是有地区性的。例如，东柏林的人整天看西德的电视，他们对于西德非常了解。但是德累斯顿人由于不容易收到来自西德的电视信号，对西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自然就不太了解，他们则非常相信东德的中央电视台。所以，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这两个地区的反应很不一样。杨潇恰恰访问的是一个在年轻时候根本不知道西方是什么样的女士。
我觉得这类知识正是我们读广义的旅行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你会突然理解，为什么成长于东德的人，对统一后的德国和西方世界有这么多复杂的感觉，为什么直到今天德国的东部和西部还是有这么大的差异。这是仅靠在柏林旅游看不到的。
这就是“可能的世界”。我们以为某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看某个电视台，而不同的历史背景，制造出了全然不同的可能的世界。在阅读完杨潇的书后，我才理解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复杂关系。
罗丹妮 我也想问问李静睿，过去几年里你和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李静睿 能够重新出国时，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京都。我和杨潇有一样的感受，我变得很笨拙，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之前在日本住过半年，也去过很多次日本，我对日本应该非常熟悉。可是我连出入境时要填的卡都忘记了，出机场后我甚至不敢打车，只敢站在路边招手，因为我觉得这是唯一稳妥的方式。你就像一个失去技能的人，重新开始和世界产生一点点联系。
以前，我和丈夫两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出发去俄罗斯和伊斯坦布尔。但是现在，我对去这些我们认为没有那么安全的地方有很多顾虑。这三年对我的某些改变是不可逆的，我已经不太能回到过去的状态。
《可能的世界》里有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杨潇在“埃及篇”里写到了亚拉·阿斯瓦尼，一位有名的小说家，也是一个医生。他每天晚上看完诊之后，就会去一个咖啡馆里免费待两个小时，和他的读者以及社区里的人交流。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他的责任。
我再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其实不喜欢参加活动，但是在这些变化之后，我觉得应该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这是我现在拥有的权利，但我也随时可能失去这个权利。我们曾经失去过，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失去，所以现在就应该好好握住它。
罗丹妮 杨潇的自序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想把其中一句分享给在座的读者：“我说我还在克服自己，克服那种没来由的害怕，克服那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听到自己说：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 2019 年。”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都曾经有过怀揣着激情、澎湃和好奇心，去积极尝试不同事情、认识不一样的人、看不一样的世界的憧憬。这段话对我的触动是，你能不能克服那些你害怕的、不敢尝试的东西，去勇敢了解那些你不了解的东西？
那么我想问，对于各位来说，为什么了解世界是重要的？
陈冠中 刚才静睿说到杨潇写的“埃及篇”。其实有很多名家写过埃及，比如海明威和丘吉尔。但是埃及的幸运之处在于有《亚库班公寓》这本书，它是从埃及本国人的角度写出来的，而不是外国人或者旅游者的角度。
我看完亚拉·阿斯瓦尼的《亚库班公寓》，才算对埃及有点理解。但是在读《可能的世界》的“埃及篇”的时候，我才知道阿斯瓦尼原来是个牙医，晚上还主持沙龙，在公共领域进行密切的交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阿斯瓦尼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但是他没有搬去纽约，而是继续待在埃及，尤其是当今天的埃及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情况（正如书中写到的好多地方，缅甸也已经不是原来的缅甸了），那里的人都经历了希望到绝望的过程的时候。
所以我特别珍惜阅读杨潇的书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段会特别打动你，里面很多东西都会让非常你触动。
罗丹妮 说到缅甸，我想请杨潇分享一下你在缅甸的回忆，因为有一些采访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杨潇 刚刚在车上，我和冠中老师聊到，虽然我做过时政记者，但其实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有关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的旅行。
同时，我们两人都对观念感兴趣。过去三到四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们肉身旅行的机会很少，但是观念会一直旅行。而且，观念就像声光电一样，会一直在我们的周边闪烁。
为什么观念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理解许多事情的起点。事实都摆在这里，我们在观念的组织下重新赋予事实一个理解的框架。这同样是不同人会组织出不同框架的原因。如果我们承认观点是可以履行的，观念像奔涌的岩浆一样无法阻挡的话，那么观念底下就蕴藏了无数的可能性。
说到去缅甸的旅行，那是在这么多旅行中比较难忘的一场。2011 年，我还在《南方人物周刊》做记者，年底编辑部突然开会说，我们可以去采访昂山素季。那时候昂山素季结束软禁快一年，大家都认为夫人不可能接受采访，但是昂山素季结束软禁后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作为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当时我想去做一个专访，持一个“嗷嗷”地往前冲的心态，没有那么多自我设限。
我到了缅甸之后，没有网络也没有数据漫游，最后在二手市场买了一个五百块的、巨大得像砖头一样的中兴手机，换了当地的卡才能通电话。之后我就每天给 NLD（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打电话、写邮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回复过我。
你现在都没法想象，当时仰光的网速慢到什么地步。酒店房间里是没有网络的，我只能在那个三星级宾馆的大堂上网，网速慢到我和摄影记者得分头上邮箱。我进邮箱大概要半小时，再花半小时写邮件，发出邮件也要半小时。所以发一封邮件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待在仰光的十天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直到我去了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砖头一样的中兴手机终于响了。一个自称“廷觉”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夫人现在可以聊天了，你是打算继续你的旅行，我们等你结束再采访，还是怎么样？
我说我立刻飞回仰光。廷觉是一个很儒雅的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皮肤黑黑的。他自称是昂山素季的密友，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有我和昂山素季说话，他就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后来这个人成了缅甸的总统。
在一个解冻中的国家，有幸在那采访到了当时最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记录下时代巨变中一个小小的切片，把它变成一个琥珀一样的存在，我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李静睿 杨潇采访昂山素季这件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和我关系这么近的一个人，采访了昂山素季，那时候我觉得像做梦一样，非常不可思议。昂山素季被软禁的时候，她就是我们的偶像，一方面因为她自己的故事非常动人，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位女性，我当时对她的感觉与现在很不一样。
时至今日，埃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的世界》里关于埃及和昂山素季的这两篇，里面的人的观念和我们当今的处境有了一些距离。可是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感受到了一种流动性。
观念的变化一定不是覆盖式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正确的观念，把过去的覆盖掉了，也不是说哪一种观念赢了。就像杨潇刚才说的那种“琥珀般的感受”，你留住那个时候对昂山素季的判断和观感，与她后来发生的事情相组合，就合成了一个流动中的、具体的人。
陈冠中 这本书里几个我认为最好看的篇章，都是有变化的。
比如说写有殖民历史的地方，埃及、缅甸和肯尼亚，在某个层面也包括爱尔兰，这四个国家或者地区曾经都是英格兰的殖民地。
另外一些写的是从前苏联集团分出来的地方，关于西德和东德的一篇，以及写南斯拉夫的一篇。这些文章都很好看。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找有变化的地方进行写作？
杨潇 冠中老师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画面。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飞机屏幕里面的晨昏分界线，它就像一个钟罩一样不停地旋转。国家也是如此，黑暗过去之后，有一些东西会如潮水一般从黑暗中涌出来，好像把一个人皮肤撕开，底下的血肉全部涌出来一样。
比如苏联倒台之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退潮，底下原本暗涌着的民族主义等等思潮全部都冒了出来。就像冠中老师说的那样，我对这种变化中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罗丹妮 我觉得尤其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是你写的是“面对变化的人”，这些人是非常具体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单一的和标签化的存在。你描写的是变化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实际的生活。
接下来一个问题想问冠中老师，您怎么看杨潇的这种写作方法？
陈冠中 杨潇这本书并不是所谓的“游客的眼界”，他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列出了很多书，而且都是很关键的书。如果你要去贝尔法斯特、南斯拉夫或者埃及，你应该去读什么书？杨潇不仅看了这些书，而且自己再去体验和印证，才写出了这样的文章。
我看杨潇的书非常放心。首先他引用的都是关键的书，其次他还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杨潇的书值得我们安心地看、花时间地看。
李静睿 之前我们谈到，何伟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是比较少的从“非记者”的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的作者。何伟是从一个更文学化的视角出发去写作的。
我最喜欢旅行文学的作者其实是奈保尔。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对我也影响很大，因为我很少看到虚构和非虚构结合得这么完美的作者。奈保尔和一般的记者或者普通的非虚构写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非常喜欢写文化。
旅行作家很容易写到一个社会的制度，因为制度相对而言比较明确、比较好写。可是奈保尔对制度不信任，奈保尔在《大河湾》这本书里写的就是一个国家在专制政府被推翻后迅速的崩溃，因为这个国家接不住新的制度。制度的翻云覆雨是容易的，但是文化的改变永远是难的。
我读完《可能的世界》之后唯一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文化”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篇幅限制。他现在在写一本关于德国的书，我特别期望他这本书中写文化的部分要强于写制度变迁的部分。
陈冠中 说到奈保尔， 我也读过《大河湾》，它不单写非洲，主人公是个南亚人，奈保尔写他前往非洲的深处。不过，我觉得看再多本书，都不如自己去一次。回到上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看这个世界？其实看世界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修正自己。
我记得我之前去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时，刚好有大学同学在那边做生意，他就问我，为什么要来世界上一个失败国家的最糟糕的城市？我说，我就想看看什么叫作“一个失败国家的最糟糕的城市”。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一次旅行体验。所以，还是要多多出去，才有机会修正自己对于世界的观点。
所有旅行文学家都是书写的博物学家、杂食家
杨潇 我先回应冠中老师先前说的，我的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很多参考书目，一方面确实能供大家查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写《重走》的时候就希望做到每句话都有出处，但是《可能的世界》里面因为有些文章写得比较早，我还没有形成这么严密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只能把参考过、我能想起来的书目都附在文后，也算某种延伸阅读。
静睿说到文学性的问题，我觉得文学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地去追求文学性，对我来说，激发自己的热情和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旅行文学的一个好处在于不太有与其他作品对比和竞争的焦虑。例如乔伊斯也写过都柏林，但与竞争相反，你可以把他的书变成你的素材。旅行文学也有一个弱点，它其实非常依赖人，看你遇到什么人，但是这有很大的随机性。
刚才也说到我正在写关于德国的书，已经写了大概五六成了。可是到今年年初，我停了下来，因为写得并不满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的人太少了。我希望运气能够再好一点，碰到更多有意思的人。
罗丹妮 我觉得阅读对杨潇的写作的意义非常大。旅行是有限的，只能在短时间内跟某些人交往谈话、进行短暂的观察，但是阅读为他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能力和敏感度。在写作《重走》时，他会通过阅读去了解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了他理解此时此刻面对的人的背景和语境，他就能很容易地和别人建立联系。
杨潇在序言里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有一点时事，有一点历史，有一点地理，有一点人物，有一点智识讨论，再用自己的游历把它们都串起来”。你提到在 80年代世界不是向我们涌来的，我们无法那么便捷地看到大量的信息。会不会是这样一种要书写万事万物的兴趣，使得你的写作反而突破了某种文体的限制？
陈冠中 我觉得所有旅行文学家都是书写的博物学家、杂食家。
我不太喜欢《纽约客》的写法，因为他们的写法过于冗长和琐碎，要把场景写出来，把人气放进去。我很需要读到知识，我强调文章的认知功能。同时我也不太喜欢太抽象和主观的写法。我觉得杨潇的写作其实回到了正常旅行文学作家的写法，他各有平衡。
杨潇 这其实是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你是把一篇报道以非常高的分辨率展现出来，还是尽可能在智识上提供新的想法，让知识的能见度更高？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更容易为新的观念和新的知识激动。我在写《重走》的时候也类似，写到“湘黔滇旅行团”走到湘西的一个县城时因为暴雪在那里停留了七天，我就去查暴雪的原因。非常偶然地，我在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摄影集里看到了一张照片，是汉口的童子兵在大雪里面操练。然后我又在另外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读到 W.H. 奥登的回忆，说他从香港一路北上到汉口的时候，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雪，还因为积雪太滑在江边摔了一跤。
我猛然发现，这三个时空是在同一个礼拜发生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这种共时性特别迷人，吸引我的正是在同一个时空下不同的人——你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以这种方式发生了联系。
罗丹妮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可能的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本书讲的是过去的事情，那么你们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更好，还是更糟？
陈冠中 从旅行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世界还是挺多样的。因为多样，我们才会去读旅行文学，不然都不需要出门了。
杨潇 这本书中的“印度篇”，写的是我去印度菩提迦叶，也就是佛祖的证悟地，去采访宗萨仁波切。当我们说到未来世界会更好还是更不好的时候，我会想到两个智者，其中一个就是宗萨仁波切。
在采访中，他说了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无常是好消息”。当我们说到无常的时候，我自己的惯性会觉得好事不能持久，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可是你反过来想，这句话也是成立的——坏事也不是持久的，坏事也是无常的。所以无常是好消息。
另外一位是朋友的朋友，有一回我们聊天，讨论了好多与信仰有关的问题，比如关于梦境、转世、来生的问题。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会问他，“你真的相信吗？”他给出了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回答，他突然说了一句，“相信比较好玩”。这句话给了我特别大的冲击——比起不相信的态度，相信是更好的，因为它让我们更充实、更乐观、更积极。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分享给大家。
李静睿 大家都经历了 2022 年年底的那几个月，都经历了我们的生活怎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变化。在经历两个极端的过程中，我很强烈地感受到了，在浪潮中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力量。
所以关于“未来的世界会更好还是更坏”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在中间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能不能追上 2019，要看有没有那么多人去追它。
前段时间我重看《宅兹中国》，葛兆光老师在序言里引用了一句胡适的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句话非常能激励我。对真理是这样，对生活也是一样的——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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