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相信写作和民族志的意义：就像人们需要悼词一样，有人需要人类学家为自己的经历做注脚，将共同经验里的恐惧与痛苦回归到更宏大的情境中，透视「异质集合体」的暴力与阴谋。很佩服德里昂始终坚持一个“主义”的勇气，还用了 「半小说民族志」 、 「考古学」使用痕分析和动物实验、「多物种民族志」很多创新的方法来讲述暴力过程；保留访谈的粗糙质地，让研究对象自己表达。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多视角，但也常常陷入“和稀泥”——站在美国政府的视角，利用自然环境阻挡非法移民必然有理性。德里昂也采用了不同主体的材料，但始终忠诚于且“服务”于研究对象，他并不是要解决非法移民，或者主张开放边界，而是要政府直视自己的伪善，拒绝用委婉的政治话术粉饰太平。
“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将作为学术定海神针之一。 尽管人类学家与迁移者之间必然会存在“他的悲伤永远不会是我的悲伤”、“人类学家可以脱离这种生活，而他们没有选择权”的隔阂，读者与文本之间也会存在经验上的巨大分裂，我甚至要依靠厄拉科斯来想象画面…德里昂和路丘、梅莫在隧道里告别时我也哭了；他们成功后打电话给德里昂，他们一起喝苹果汁时，我也很激动；读到“无法将玛丽赛拉的遗体变成附件”，感同身受作者的无力。我、德里昂、亲历者（迁移者和他们的家人）的情感尽管用相同的名词指代，但三者的情感所唤起的想象、记忆和其存在的意义、带来的行动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差异不一定是隔阂，有些情感以不同的方式“被看见”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