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研究期末考的阅读文本，这份安利于我而言颇为受用。
《Carried Away》（标题又译为“忘情”）是我读过门罗最好的小说，这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目前为止门罗的小说里我只读过这一篇，当然我还挺喜欢她的风格的。
我感觉门罗的小说极其丰富，其中有许多奥尔巴赫所说的“放射性”支点（也接近于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提到的可资利用的“片语只言”），简言之，这些支点是“一个语义阐释，一个修辞格，一个句法顺序，对一句话或是在某时某地所发言论的阐释”，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经由这些支点的放射潜力和阐释功能，论者可以通过个人的学识与“直觉”使其具有“统一性与普遍性”，从而使它们作为广阔纷繁的文学世界中切实可行的出发点，帮助我们把握复杂世界里“多样中的统一”——吴伏生教授对此有过相当精到的总结：
也就是说，一位学者如果不从文本出发，形成自己对某一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只是不假思索地“应用”（apply）那些令人趋之若鹜的现成理论与框架，便只能说明他意志薄弱、学识贫乏，并且缺少自信。
其实这也是我对于文本细读的信念与期许，奥尔巴赫“从精微至广博”的语文学为我提供了关于世界图景一个极其宏阔丰富的展望，它指向世界庞杂的无限与人类可悲的渺小，并在此基础上用后者的谦卑虔诚地去接纳并扩展前者的丰富性，而不是在傲慢与狂妄中掩耳盗铃式地消灭它……离题的废话说得有些过多了，干瘪的掉书袋看起来总像是自我矛盾般妄谬，不妨将其视作一种凝视《忘情》的入径吧~
下面记录一下我读小说时的些许心得，仅供抛砖引玉，我始终相信蕴于文本之中的解读潜力是无限的。
在小说文本背后的应有之义中，未说出的话远远要比说出的更为重要，也更能深入人心。在《忘情》中这种二重结构便体现在开头展现的信件与随处可见的心灵絮语之中——
首先来看看开头的信，它在结构上的发明相当有趣，和海明威隐去发言人的对话体相似的是，门罗对信件的处理是使写信双方的署名消隐不见，并将来自双方的多封信件混杂成一个回声响应的整体，归署边界的消弭意味着不同信件的水乳交融，一方面它对读者发起了互动性的阅读挑战，类似于为一段未加句读的长话标点，它邀请读者参与到语气的揣摩和意义的分割之中，从而使得阅读的距离从远观拉近为体贴，另一方面它使得信件中转瞬即逝的意识片段加以连续贯通的动态化，在这种多人合作的意识流中，杰克和路易莎仿佛是同体共生的，以一种彼此试探的驯顺与调情的默契讲述着一个不难理解的故事，它使得调情与勾引的亲昵在文本的形式上溢于言表。
而在这信件之中又大有可作的文章，细细品读可以发现这些信件本身的高度碎片化，它们大多是有所保留的截取部分，其中蕴含着大量的遮盖与留白，可以想见二人的通信沟通部分远远不止于呈现于文本的这三页（其妙处类似于斯特林堡的《半张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上述图片的第一页中杰克写道——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说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
但是第一部分路易莎的信件中并没有问及杰克的住址，可以想象这一部分被删去了，为了信件可以更加畅然无阻碍地转化流动下去，这一部分作为冗赘被删去了，但是在文本的流络中依旧可以感触到被遮盖部分鲜活的呼吸与脉搏。
另外这第一部分的信件还提供了多处意味深长的伏笔，为下文埋下可供对照解读的细节，比如杰克写道“我收到了烟，还有卡斯泰尔斯的女士们为我们张罗的东西”，这便为后文中出现的未婚妻埋下伏笔，又如第一、二部分提示着明明是路易莎先说出她读的书，然后杰克予以回应，但在“西班牙流感”的部分，路易莎对弗拉雷转述这段经历，却说到是“他说读了哪些书，她也回复呼应”，这种顺序的倒错与背离提醒着读者此中叙述的不可靠，相较而言，比起白纸黑字的呈现，不可靠的更有可能是路易莎的回忆，在这隐秘的内心结构中女子恋爱时的矜持害羞和矛盾忸怩被这叙述的悖论描摹得栩栩如生。
其实信件的部分还有更多有待细读的地方，比如写信双方所处的环境，截然两立的战场和图书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带来的巨大恐惧与混乱中，杰克对路易莎的迷恋或许是对于记忆中图书馆安定与秩序的渴望；比如《忘情》中其他非信件格式的部分，也呈现了这种模棱含混中令人瞩目的精确风格，在那间挤满女人的议事厅中对路易莎的描写尤其有趣——
路易莎告诉她们自己想学些什么。
“那你想织些什么呢？”其中一个女孩问道，嘴里还嚼着面包。
路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个士兵。
……
“…是给朋友织的吗？”她兴冲冲地问路易莎，“在国外的朋友？”
结合上下文，注意中间那两句话“一条围巾”是付诸言说的，而“给一个士兵”则单纯是内心的活动，这种含混不清的表述中其实包含了人物内心极其分明的精确和情感结构，这种信件和描写中的特质使得《忘情》中的自语和他语，言辞与心声具有某种混为一体的内在亲和性，它们仿佛都汇入一股潜在的精神暗流，以一种心灵絮语的方式缓缓出之，使得最为平常的话语带上了特别奇幻的精神性魔力……
（省略号意味着这里可以深究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我懒，不想写了，就此略过吧。）
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她在书店部只干了五个月，就因被查出肺结核而离职，然后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四年。肺结核治好了，至少那些小点都结钙了。
门罗在结尾为什么要宕开一笔交代看似无关紧要的路易莎“肺结核”的病例？肺结核在人类疾病史上曾经被高度审美化，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病》中指出，在西欧18世纪中叶，肺结核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杜波斯在《健康的幻想》中提到，“当时疾病的空气广为扩散，因此健康几乎成了野蛮趣味的征象”，希望获得感性者甚至会向往自己能患有结核，比如拜伦说“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健壮而充满活力的大仲马则试图假装患有肺病状……我愿意将门罗在这里的隐喻归于肺结核的浪漫主义传统来理解，患上肺结核后那种潮红的脸颊、神经质的气质与弱不禁风的体格无一不让人想起热恋中相思的症候，正如路易莎日思夜想地盼着书信情人杰克归来时的分明异样。
肺结核在《忘情》中是对于爱情例外状态的隐喻， 这符合门罗书写两性的一般模式：
在艾丽丝·芒罗的作品中，虽然男性与女性有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差异性，但无论男性、女性都是理性、客观的，若说有差异，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其作品中，就隐含着这样的思想：男性与女性在其人生的某个片断，可能并没有差异，可能是非理性的，特别是女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男性和女性，都转变为客观、理性的，反映了客观的、理性的存在。
肺结核的治愈和结钙的小点正意味着理性的复归，也呼应着上文路易莎对于幻象中杰克所说“爱情不死”的不耐烦与深感冒犯，和对于正常的人生的渴望。
镇子上满是马屁的气味儿。夜幕降临，那些戴着眼罩的高头大马扬起附有长毛的足蹄，拉着雪橇踏桥而过。经过旅社，背离街灯，沿着暗沉的道路一直奔去。出镇后在乡间某处，它们的铃铛声便互不相闻。
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尾，让我想起鲁迅在《祝福》中类似的收尾，我想两者应该出于同一个源于西方的传统。值得一提是这里的高头大马为什么是带着眼罩的？我以为这里反映的是门罗小说世界中接近于哈代式宿命论的悲剧色彩，其实《忘情》中也有提到哈代，在开头信件处路易莎提及她喜欢的作家——
过去读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觉得很忠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薇拉·凯瑟。
读门罗的《忘情》确实可以感受到哈代小说中那种深沉迷人的阴暗感，这里提到的哈代和薇拉·凯瑟或许是门罗对自我风格的比附，这两位作家都有极其鲜明的地方小说特点，这也是门罗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其他的相似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哈代笔下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忘情》之中也到处充满着这样宿命论的色彩，生性悲观的杰克在信中就暗示了命运的不可抗拒，他最终也臣服于定下的婚约和无法彼此理解的女人度过几年的生活，最终命丧机器的锯齿之下，渴望全新开始的路易莎结果并不随她所愿，“不可测的扰动”作为更高的意志主宰着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命运，如许的抗争与奋斗往往归于幻灭和泡影……这或许也是门罗要将充满希望的开头横置于结尾的原因，在一切尘埃落定颓然衰朽之时，谈论愿望是一种残忍的奢侈，门罗小说中的悲剧和哈代的一样不可避免，那是因为环境中巨大的异己力量（传统、习俗和规训等等），而正是这非人力所能抗拒的悲剧表现出事物的真正价值，因为悲剧主人公在寻求自我实现中表现出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不管生活多么悲惨，也不管结局多么惨烈，他们决不回避生活，而是勇敢地正视这残酷的生活现实。
《忘情》将我引向一个更加深沉的追问——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摆脱传统和习俗的自由？还是说我们终将把它当作命中注定的负重来加以承受？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