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一样，“厌女”这个词在舆论语境中也往往处于被过度使用，被滥用的尴尬境地。
伏尔泰说，如果你想要与我交谈，那么请先给你的用语下一个定义。
因此，如果我们想使用“厌女”这个词，那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厌女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往往会望文生义地认为，所谓“厌女”指的就是“厌恶女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也没什么错误。但人们在谈及“厌恶女性”时，往往会将主语确定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厌恶女性”，厌女因此成了一种批判男性的罪名。
然而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完全不是这样说的，首先“厌女”不单单是男性的病症，女性同样也有“厌女症”。
其次，“厌女症”是父权制社会的核心基础，是性别二元论造成的两性失衡（男性借“厌女”来确认自身的身份认可）。
上野千鹤子对于“厌女”的深刻剖析，决定了我们不能草率地谈论这个词。那当我们谈及“厌女”时，我们到底在谈什么呢？
说到“厌女”，我们很自然会觉得是男人的行为，男人才会“厌女”。
但怎么会这样呢？男人不是很喜欢女人吗？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在本书开头，上野千鹤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说只要将“厌女”理解为“女性蔑视”，上面的悖论就可以说得通了。
男人一方面蔑视女性，一方面又喜欢女性。在厌女症的作用下，男人不会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这正是对女性的蔑视、歧视。
在阐述了这一点之后，上野千鹤子紧接着又强调，“厌女”的不只是男性，同样还有女性。
这似乎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点，女性怎么会厌女呢？
但事实确实如此，上野千鹤子说，“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
或许会有人反驳说自己明明不“厌女”啊。上野千鹤子也给出了一个更浅显的变法来证明“厌女”的普遍存在性：男人为自己没生为女人而庆幸，女人为自己生为女人而抱怨诅咒。
上野千鹤子将这一说法视为是厌女症的一种定义，只要产生过上述想法的人，那就是“厌女”。
从上述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在性别二元论的秩序中，恰如没有不“厌女”的男人，同样也没有不“厌女”的女人。
上野千鹤子的这番理论足以证明，我们许多人对于“厌女”一次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而这也正是《厌女》一书存在的价值。
男人为了确立并反复证明自身“性主体”的地位，而将对女性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
与厌女症类似的，还有对同性恋的憎恶（恐同），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多次论及的一个话题。对同性恋的憎恶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限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
男性通过将女性和同性恋“他者化”而完成对自身身份的确立，这也正是同性恋男性被“女性化”的理由。
然而，在这种借助“厌女”来自我确认的逻辑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母亲。男人无法将“女性蔑视”合理地用到生下自己的女人身上。
由此，厌女症出现了另一种表现——崇拜女性。
一方面蔑视女性，一方面崇拜女性；一边将女性奉为“圣女”，一边将女性斥为“荡妇”，男性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对女性的分离支配。
女性在这种逻辑下，拥有了两种天差地别的命运，看上去“圣女”的命运似乎还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圣女”还是“荡妇”，都是男性权力凝视下的产物，对于女人，都是压抑。
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与“性的双重标准”密切相关，上野千鹤子用一章的内容来论述这两个话题。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和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
上野千鹤子提及这一点的时候，我立马想到了哈代的《苔丝》。
《苔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新婚之时，丈夫克莱向苔丝坦白了他之前的风流往事，苔丝随后也坦白了自己曾被强暴的遭遇。
苔丝以为她原谅了克莱的过去，那自己的过去也能得到同样的认可。但苔丝错了，克莱听完之后，说这样的苔丝不是他爱的苔丝，随即就离开了，苔丝承受了第二次伤害。
《苔丝》这个故事或许是虚构的，然而从上面这一情节我们也可以看出，性道德在男女之间的差异。克莱可以坦然接受自己风流的过去，但却不原谅苔丝悲惨的遭遇。
父权制下的性道德，实际上已经将男性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上野千鹤子如是说。
这种性的双重标准实现了对女性的分离支配，女性因此被分成了两个集团，一方是“圣女”，一方是“荡妇”。恰如上面所说，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对女性的压抑。
看完《厌女》，我们会知道，所谓厌女症，就是男性的女性蔑视，女性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
厌女症不是只有男性才患，女人也无可避免。
甚至上野千鹤子认为，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上野千鹤子借《厌女》想传达的是一种觉醒，而不是一种罪名。
事实上，即便我们意识到自己患有“厌女症”，即便我们懂得了厌女症和社会性别一样，仅仅是在历史中被构建起来的文化产物，也不意味着能从中得到解放。因为厌女症是父权制的基础，是性别二元制的核心。
父权制和性别二元制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是后来降生于那个已先存在的语言世界，因此也必须同时承受那个范畴所承载的历史负荷。
但同时上野千鹤子也强调，我们必须终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社会性别，所谓父权制，只是模型而非宿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应该被改变的。这正是《厌女》一书的最大意义。
在本书快结尾的时候，上野千鹤子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厌女症与同性恋憎恶，二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就是“权利的色情化”。色情与权利本为异物，让两者分离，将权力送回权力的原本之处，让色情充满更丰富的多样性……这并非不可能吧。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是的，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然而在我看来，当我们从“厌女”中觉醒，追求女性主义，追求平权时，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驱逐男性。
我看到，在一些女性眼中，争取女性权利等同于否定男性，她们似乎认为女性主义是不需要男性的（因此可以不管不顾地对男性进行整体污名化）。
“厌女”这一词汇也被她们视为是一项有力的武器，可以将众多男性作家打倒在地。
一些读者疯狂地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厌女元素”，莫言、沈从文都是怀疑对象，甚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首当其冲……
事实上，我承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是存在一些让女性可能感到冒犯的情节。
然而和几百年前的古人谈女权，谈平权，谈“厌女”，有问题的到底是谁呢？
甚至在《厌女》中，上野千鹤子似乎也表现出了“女性不需要男性”的倾向，她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的”，她又说，“女人早就开始构建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了”……
没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还能算是女性主义吗？
事实上，在《女性主义有什么用》一书中，许多女性主义先驱就已经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需要男性加入其中了。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说，没有男性盟友加入这场斗争，女性主义运动就不会有进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推动一场大众运动，将女性主义教育普及到包括女性主义和男性的所有人，那么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终将被主流媒体产生的负面信息所破坏。
真正的女性主义想要实现的是一场终结性别歧视、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要实现这一目标，问题不在于男人，而在于性别歧视。
因此如果女性主义将所有男性排除在外，那毫无疑问，我们期待的平权永远不会到来。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上野千鹤子提及了森冈正博的一个观点，“必须拒绝女性主义中否定男性存在的核心思想”。
我深以为然，女性主义要求的是平权，要求的是两性都能自由，而不是将曾束缚女性的枷锁转移到男性身上。